二、统一思想
人的行动受思想观念支配，没有正确的是非观念就不会有正确的行动。思想理论对于国家政治活动来说同样如此。在百家争鸣的战国之世，各派私心自用，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没有一个统一的是非标准，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给国家政治带来了危害。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民之献衣褥裤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口欢哗。（《吕氏春秋·离谓》）
邓析是早期名家的代表人物，他运用自己过人的名辩技巧，混淆是非，干扰司法，竟使郑国大乱。从这种意义上说，思想纷争，学派林立与国家政令统一的要求相互冲突。要齐一天下，必须建立统一的是非标准，消除各种对立的学说。
荀子有见于此，对诸子百家展开了猛烈攻击，称“百家之说诚不详”（《成相》），认为“知而险，贼而神，为诈而巧，言无用而辩，辩不急而察，治之大殃也。”（《非十二子》）他专门写了《非十二子》这篇文章，对它嚣、魏牟、陈仲、史（原字为：鲍去包为酋）、墨翟、宋钘、慎到、田骄、惠施、邓析、子思、孟柯等人进行批判。荀子以先王和礼义作为衡量思想学说的标准，认为诸子之学不是先王，不合礼义，都是邪说奸言，邪说奸言必然扰乱天下，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在。他主张对这些邪说奸言及其制造邪说奸言的人给予严厉打击。
《荀子·宥坐》记述了一则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孔子代理鲁国宰相，不出七天就把少正卯杀了，他还为自己的行动举了一大堆理由，说：“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行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莱雄也，不可不诛也。”这则故事其他诸子著作均无记载，有叮能是荀子学派根据传说敷衍而成的。荀子非常赞同孔子的手段和理论。
“听其言则辞辩而无统，用其身则多诈而无功，上不足以顺明王，下不足以和齐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原字为：瞻去目加口）唯则节，足以为奇传、偃却之属；夫是之谓奸人之雄。圣王起，所以先诛也，然后盗贼次之。盗贼得变，此不得变也。”（《非相》）辞辩多诈之人比盗贼还可恶，是圣王首先要诛杀的对象，盗贼还可以教化改造，而他们则无可救药了。仁人君子，当务之急是以先王之道，孔子之术统一思想，铲除异端，“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非十二子》）可以认为，荀子这里已发出了罢黝百家、独尊儒术的先声。这是他为统一天下所提供的理论基础。荀子视十二子为天下大害，主张有圣王起“所以先诛”的思想倾向，对李斯的“焚书坑儒”不会没有影响
三、统一制度
战国时期，各国先后都进行变法革新，废除了传统的分封制和井田制，建立了郡县制和赋税制，但由于受政治传统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各个国家建立的政治、军事、法律、经济以及社会制度典章存在许多差异。荀子的“一制度”显然是针对这种“诸侯异政”的局面而言的。他所推崇的、用以齐一天下的制度名为“王制”，“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职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正论》）这是说，王制是天下的最高标准，判断是非的界线、设立各种官职、名物典章的根据。在《王制》一文中，荀子对王者治下的社会礼仪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官吏制度做了具体的论述。正如他说：王者之制，“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王制》）这是指具体的礼仪制度王者之法：“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相地而衰征，理道之远近而致贡，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同上）这是指具体的赋税制度。
除了这些具体的制度，荀子着重论述了用以统一天下的基本制度，即作为王制的基础和原则的礼义制度。荀子认为，礼义是人类社会的纲纪，全部社会政治制度都是建立在礼义基础上的，“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非相》）礼不仅能“明分使群”，还能“明分达治”，通过划明人的名分等差，使贤良贵贱、长幼亲疏、王公百姓皆安其位、谨其职，“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谷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荣辱》）又说：“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是礼义之大分也。”（《王霸》）根据礼义原则，制度统一而明确的社会政治制度，“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王霸》）就会实现天下一统、四海一家的政治目标。
第二节论治国
对于传统政治的特征，台湾学者牟宗三提出，“中国以往只有治道而无政道。”【牟宗三《政道与冶道》第26页，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政道是指有关政权的合法性的理论，治道是关于君主如何治理百姓的道理。中国有无政道姑且不论，传统中国重视治道则是确然无疑的。这一点在荀子思想中表现也很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