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使是被奉为至圣先师的孔子，也只是在充任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工具时才被王权接纳和尊崇，尽管其地位高得吓人，但始终不曾凌架于君统之上。汉代儒生尊孔子为“素王”，清儒也有这类似的念头，认为：“皇帝合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与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上英雄，甚者老奸巨滑，即谚所云光棍也。若论正位，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子做；明季皇帝，该吕子留良做。如今都被豪强占据去了。”（《大义觉迷录》卷二）这同柏拉图的哲学家当国王的幻想如出一辙，都属于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占据了皇帝之位的英雄或光棍是决不会赞同的，如雍正帝就把这看成是读书人的非分之想，他认为，“使孔、孟当日得位行道，唯自尽其臣子之常经，岂有韦布儒生要自做皇帝之理？”（同上）
哲学王的幻想毕竟太缥缈了，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所能付诸实践的乃是竭力维护道统权威，以此与帝王的政治权威抗衡，进而将道统置于君统之上，对专制王权进行激烈批判。
国外的社会学家曾提出，在各种高级文化中，“知识分子都因为他们所追求的最终极的真理而发生一种‘自重’（self-es-teem）的感觉，无论这种‘真理’是宗教、哲学或科学。”【转引自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1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这种‘自重’显然是针对社会上的其他权威尤其是政治权威而言的。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自重”感来自于德行和道义，先秦时期的士君子甚至以德行与王权分庭抗礼，曾子谓：“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孟子·公孙丑下》）荀子将荣誉分为道义之荣与权势之荣，称：“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是荣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谓义荣。爵列尊，贡禄厚，形势胜，上为天子诸侯，下为卿相士大夫，是荣之从外至者也，夫是之谓势荣。”（《正论》）势荣是靠外在的官爵财富，义荣靠内在的品行才智荀子认为，义荣高于势荣，小人可以有势荣，但决不会有义荣；君子有义荣，也能兼有势荣。
秦汉以后，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和巩固，知识分子的地位每况愈下，没人再敢以帝王的师友自居，在这种情形下，知识分子便竭力抬高道的地位，以道来自贵自尊，也以道来约束君权。唐代的罗隐认为，人的贵贱不在社会地位的高低，而在德行的有无，“然处君长之位，非不贵矣，虽莅力有余，而无德可称，则其贵不贵也。居黎庶之内，非不贱矣，虽贫弱不足，而有道可采，则其贱未为贱也．”（《两同书·贵贱》）殷纣王位居帝王，而三尺童子贱之；孔丘乃鲁国被逐之臣，而百代君王竟相倾慕。故修仁德，虽贱而贵；不修仁德，虽贵而贱。
明儒吕坤也认为，下士寒儒不可自轻自贱，尊卑贵贱不在于权位势力，而在于道义，“故天地间惟道贵，天地间人惟得道者贵。”（《呻吟语》卷四，《品藻》）每个人的贵贱尊卑要看其得“道”与否。当然，吕坤不能无视帝王的政治权威，他承认帝王之势与圣人之理皆为天地间最尊贵，但归根结底，是理尊于势，他说：
公卿争议于朝，曰天子有命，则屏然不敢屈直矣。师儒相辩于学，日孔子有言，则寂然不敢异同矣。故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既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以恃以为存亡者也。以莫大之权，无僭窃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呻吟语》卷四，《谈道》）
势是帝王的政治权威；理是圣人的道义权威，它是“天下古今公共之理”。吕坤认为，理尊于势，天子不能以势来压制圣人之理。如果王权以势夺理，也只能得逞于一时，公理最终能够申张于天下万世。圣人之理是帝王之势的基础，失去理的支持，势就会垮台，正如荀子所说的，“道存则存，道亡则亡”。对于师儒来说，在圣人之理与帝王之势之间应该选择前者，“敢于任斯道之南面”，即“从道不从君”。
圣人之道是儒生评价政治好坏的根本标准，也是他们批判专制君主的主要武器。南宋事功学派批评汉唐之君的基本理由就是他们废弃了师道，陈亮说：
夫天（原字为：佑去左为示）下民，而作之君，作之师，礼乐刑政所以董正天下而君之也，仁义孝悌所以率先天下而为之师也。二者高修而并用，则人心有正而无邪，民命直而无枉，治乱安危之所由以分也。尧舜三代之治所以独出于前古者，君道师道无一之或阙也。后世之所谓明君贤主，于君道容有未尽，而师道则遂废矣。（《陈亮集·廷对》）
陈亮所说的君道近似于以君主为主体的政统，师道近似于以师儒为主体的道统。他认为，两个方面都非常重要，治理国家缺一不可，由君道师道并用而有三代盛世。后世的一些所谓明君贤主也只是依靠礼乐刑政来治国，抛弃了仁义孝悌，因此不能实现长治久安。
叶适与陈亮有相同的看法，他曾说：“以势力威令为君道，以刑政未作为治体，然汉之文宣、唐之太宗，虽号贤君，其实去桀纣尚无儿。”（《习学记言序目》）叶适批评秦汉以后的帝王专任权势刑政，背弃圣人之道，连汉文帝、唐太宗这样的所谓贤君明主都与桀纣相去不远，更何况君主中那些平庸顽劣之辈了。
在士人眼里，三代以下的专制帝王及臣属没有一个好东西，君为昏乱迷惑之主，臣为覆国亡家之臣，“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乐，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阮籍《大人先生传》）黄宗羲把专制君主称为“天下之大害”，认为君王的野心贪欲是天下一切罪恶的渊（原字为：草去早为数）。唐甄更宣称：“自秦以来，儿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这种强烈的批判意识和激愤情绪，正反映了知识分子和帝王之间、道统和政统之间的深刻矛盾。
在道统和政统之间的冲突中，知识分子以天下是非风教为己任的使命意识、从道不从君的政治取向、遗世独立的人格操守、趋死不避的献身精神，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瑰宝，值得今人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