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不仅是童年时期，而且整个少年、青年时期，乃至一生都是在家庭和家族范围内活动，对这些人来说，家庭生活经验是政治社会化的唯一途径。这种经验主要是从家长身上获得的，《白虎通义》说，“父子者何谓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子者孳也，孳孳无已也”（《白虎通义·三纲六纪》）教育子弟是家长的重要职责，所谓“养不教，父之过”，家庭教育以孝悌为本，以忠义为主，伦理纲常、道德法度皆包括在内，“陈朝廷之法纪，述祖考之训词。”（《钱氏家乘·希夷公传》）通过孝梯忠顺的灌输，使人们入则知父子兄弟之亲，出则知君臣上下之义，“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谓也；未有长而顺下可知者，弟弟之谓也。”（《大戴礼记·曾子之孝》）在家为孝子，在国必为忠臣，政治上的忠义品格离不开家庭的培养熏陶。
此外，家庭生活中的权威认同，也奠定了人们日后的政治态度。在传统家庭中，家长独尊专制，所谓“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礼记·坊记》）“盖父母视家人，势分本为独尊，事权得以专制。”（庞尚鹏：《庞氏家训》）子女从小在这种专断环境中生活，自然形成了权威—依附型人格，进入政治系统，必然会认同依附君王长上。正是因为有“父叫子亡，不敢不亡”的家庭诫律，才会有“君叫臣死，不敢不死”的政治信念。
二、政教合一与君主专制
在东西方历史上，政教关系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但由于政治、经济背景不同，东西方政教关系的性质和内容有很大差异。在西方中世纪，教会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教权凌架于王权之上，这种情况下的政教合一，乃是教会操纵政府，王权依附于教权。而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教”虽有狭义的宗教含义，但主要是指广义的儒教，即由继承古代礼乐传统而形成的儒家文化，因此，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关系可以看成是以王权为代表的政治系统和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文化系统的关系，或者说是君统与道德的关系。海外学者余英时认为，春秋以降，传统“封建”秩序中的士阶层蜕化发展为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阶层，士人以道自任，抗礼王侯，政统与道德成为两个相涉而又分立的系统，“以政统言，王侯是主体；以道统言，则师儒是主体。”【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10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王侯与师儒、政统与道统既有和谐统一的一面，又始终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紧张和对立。
（一）独尊儒术与政教合一
殷周时代的政治文化具有典型的政教合一性质，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从狭义的宗教观念来说，殷周帝王是天下最高统治者，同时，作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又是最大的教主，一身二任，二位一体。从广义的礼乐教化而言，夏有校，殷有庠，周有序，学在官府，文化系统和政治系统合而为一，“师以贤得民，儒以道得民。”（《周礼·天官》）这是说，师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艺教民，而师和儒当时都是政府的职官。章学诚认为，三代之世，圣人因事立教，寓教于政，他写道：
虞廷之教，则有专官；司徒之所敬敷，典乐之所咨命；以至学校之设，通于四代；司成师保之职，详于周官。然既列于有司，则肄业存于掌故。其所习者，修齐治平之道，而所师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岂有空言以存其私说哉？（《文史通义·原道中》）
在官学的一统天下里，所学者，不外修齐治平之道，教化即政治；所师者，皆为守官典法之人，官吏即师傅。政教官师一体。
及至春秋，王官失于野，学术下私人，道术为天下裂，私学勃兴，诸子蜂出，百家争鸣，传统的官师政教合一的局面被打破。各家各派皆“思以其道易天下”，诸子纷纷著书立说，聚徒讲学，于是，“学者所习，不出官司典守，国家政教”。（同上）随着道术散乱、学术下移，文化系统从政治系统中分离出来，政府的官吏不再承担师的职能，这一职能被具有独立社会地位的士（知识分子）阶层所取代，王权与教权、政统与道统发生了分裂。但这种分裂只是暂时的。战国之世，各国君主尊师礼贤，目的显然是想获得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道义力量的支持；而诸子奔走列国、游说王侯，也无非是期望借重王侯的政治力量以推行其道。比及秦统一六国，焚禁《诗》《书》，坑杀儒生，“欲学法令，以吏为师”，也是想重建官师治教合一的格局。但是，秦朝“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
然而，秦统治者没有实现的目标在另一种意义上被汉代统治者实现了。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与“焚书坑儒”内容相反而目标相同的运动。这场运动，从文化背景来说，是道术为天下裂之后形成的“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思想混乱状态，董仲舒建议灭息邪辟之说，以孔子之术“一统纪”而“明法度”，目的是克服思想文化的散乱与国家政治上的一统之间的矛盾，实现政教的统一。而从政治背景来说，独尊儒术是为了解决官吏的素质和职能问题。当时，一般政府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吏文化素质极低，浅见寡闻，但以“刀笔筐（原字为：筐去王为夹）”为务，不识德教大体，甚至连皇帝的诏书都“弗能究宣”，这些人只能完成吏的职守，而不能承担师的责任。董仲舒建议汉武帝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目的是使郡守、县令们真正成为百姓的“师帅”，能够“承流宣化”，“教训于下”，起到官师的作用。汉武帝顺应时势，将五经立为官学，为博士置弟子，使儒学官学化，官吏儒生化，史称：“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吏彬彬皆文学之士矣。”（《汉书·儒林传》）特别是汉宣帝以后，儒生完全垄断了仕途。这不能不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了学在官府，官师一体、政教合一的局面。对这一点，我们可以再作进一步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