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四、修复民主

现代民主政治的创立者，像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务实观念。他们认为民主是强大但有缺点的机制，需要仔细设计，以驾驭人类的创造力，同时遏制人类的邪恶，需要不断润滑、调整和研究以保证其正常运行。

建立一个新的民主政权迫切需要冷静务实。近来这么多民主政权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它们过分重视选举，却忽视了民主的其他关键之处，比如国家权力需要审查，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个人权利必须得到保证。一些十分成功的新民主国家得以正常运转，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抵制住了多数主义的诱惑——多数主义的观念是：赢得选举的多数方有权力做任何喜欢做的事情。印度自1974年（几年的紧急状态除外）、巴西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作为民主国家幸存下来，两国都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权利。

完善的宪法不仅促进长期稳定，减少少数不满分子推翻政权之事的可能性，也遏制了腐败的产生。而腐败恰是发展中国家的致命之患。一个新兴民主国家即将触礁沉没的第一个信号往往出现在当选的统治者试图取消对自己权力的限制时——他们往往打着多数主义的旗号。莫尔西试图让穆兄会的支持者占据埃及上议院。亚努科维奇消减乌克兰国会的权力。普京以人民的名义置俄罗斯的独立机构于不顾。几个非洲国家领导人正在实行野蛮的多数主义——废除总统的任期限制、加大对同性恋行为的惩罚，就如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于2月24日所做的那样。

即使一国统治者的举措得到多数国民支持，若有反自由之处，外国领导人也应更加主动地指出来。但最需要从中吸取教训的是新民主国家的构建者：他们必须认识到有力的审查和权利的平衡与选举权一样对建立健康的民主政权至关重要。矛盾的是，那些暗怀独裁野心的人也能从埃及和乌克兰事件中学到很多：如果没有因揽权过多而激怒他们的同胞，莫尔西就不会在监狱和埃及法庭的玻璃箱之间度过余生，亚努科维奇也不至于走上逃亡之路。

即使是那有幸生活在成熟民主国家的人们，也需要密切关注他们的政治体系建设。一些被奉行已久的民主体系在全球化和数字革命面前显得过时。已经建立的民主政权需要更新他们的政治体系以解决国内问题，并重塑作为民主国家的国际形象。一些国家已经着手这么做了。美国参议院采取措施使议员无法肆意阻挠议会决议。有几个州引进了公开预选制度，并向独立的边界委员会递交了重划区域的议案。其他明显的变化也能改善现状。通过改革政党筹资制度，公开捐资人名单，也许能减少特殊利益集团对政党的影响。欧洲国会可以要求其议员出示支出收据。意大利国会有太多领取过高薪水的人，还有两个权力相当的议院，使国会难以做好任何事情。

但改革家们不应满足于已有成就。限制特殊利益集团权利的最佳办法就是在数量上限制国家分配的利益。而要扭转公众对政治家幻灭的现状的最好方式，则是让政客们减少许诺。简而言之，要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民主国家，关键在于缩小政府。这一理念可追溯到美国革命时期。麦迪逊曾说过：“要建立一个人管人的政府，两大难点在于：首先，政府要有能力控制民众；其次，政府要能控制自己。”此外，有限政府这一理念也是二战后重启民主不可或缺的。1945年颁布的《联合国宪章》以及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了即使在有多数人支持的情况下国家也不可违反的权利与准则。

这些制衡制度都是源于人们对专制统治的恐惧。但是今天，严重威胁民主制度的因素变得越来越不易察觉，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威胁之一是不断扩大的政府规模。政府的无度扩张限制了民众的自由，却使特殊利益集团得到了更多的权力。其它威胁来自于政府做出的空头承诺——要么许诺一些它根本不能兑现的福利，要么发动一场毫无胜算的斗争，比如打击毒品。选民和政府有必要相信遏制政府自然的扩张趋势是有好处的。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政府通过将货币政策控制权转交给独立的中央银行，很好地缓和了失控的通货膨胀。现在是时候将有限政府这一理念更广泛地运用到其他政策上了。同新生的民主制度一样，成熟的民主制度同样需要适当地制衡民选政府的权力。

政府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进行自我约束。他们通过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来穿上“黄金紧身衣”，就像瑞典曾经承诺在一个经济周期内平衡财政预算那样。他们也可以援引“日落条款”，迫使政治家们在一定期限内——比如每十年——更新一次法律。他们还可以请无党派委员会提出长期改革方案。瑞典曾成功地将其濒临崩溃的退休金制度挽救回来，就是因为当时有一个独立的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务实的改革方案，如更加合理地使用私人养老金，以及将法定退休年龄与人均预期寿命挂钩。智利在面对铜市场的波动和民粹主义的施压时，适时地消费盈余，成功解决了困境。它遵守严格的规定以确保在经济周期内维持盈余，并任命了一个专家委员会以商讨如何应对经济波动。

将更多的权力转交给那些要人不是会削弱民主制度吗？其实未必。自我否定条例能够防止人们给引起破产与社会动荡的支出方案投票、保护少数人免受迫害，从而巩固民主制度。但是技术官僚政治确实过犹不及。在几个重大领域，如货币政策和福利改革，政府应谨慎下放权力，而且过程必须公开透明。

此外，在将部分权力赋予上层政要和技术官僚的同时，一部分权力也应下放，让普通民众拥有一定的决策权，使两者相互制衡。在面对全球主义和本土主义这两股势力时，与其试图忽略或抵制它们，不如将其为己所用。事实上，虽然上层的全球化主张以及下层微观力量的崛起原本会对既有的民主政体造成威胁，但当双方达到一定平衡后，则会巩固而非削弱民主。

托克维尔曾指出地方民主制度往往最能体现民主的含义：“市议会之于自由，就如同小学之于科学，市议会将民主带给人民，使之触手可及，同时也教人民如何利用并享受民主。”通常情况下，市长获得的支持率会是国家政治家的两倍。通过现代科技人们可以创设一个现代版的托克维尔式市议会，以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创新。永远依靠无止尽的公投做决策的网络超级民主系统往往沦为特殊利益集团的玩物，不过技术官僚政治和直接民主政体是可以相互监督的，例如可成立独立的预算委员会以评估地方公投议案的成本和可行性。

“首先，政府要有能力控制民众；其次，政府要能控制自己。”——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

一些地区已开始通过多种途径维护民主，并取得了不错的进展，最振奋人心的例子就是加利福尼亚州。过去，加州的直接民主体制允许公民投票产生彼此冲突的政策，比如说增加政府支出和降低税收；同时，不公平的选区划分使极端主义的滋生有了制度土壤。然而在过去五年里，加州进行了一些系列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尼古拉斯？伯格鲁恩这位慈善家兼投资者。该州设立了一个“长期规划”委员会来制约公投议案中的短期行为；此外，他们还将初选透明化，并把划分选区的权力交给一个独立委员会。由此，加州实现了预算平衡——一项曾被该州参议院领袖达雷尔？斯坦伯格称为“几近超现实主义”的成就。

同样地，芬兰政府也成立了一个无党派委员会来负责制定养老金体系的草案；与此同时，他们正尝试利用网上民主：议会必须审议所有联名人数达到5万的公民提案。然而，倘若要使民主在曲折的道路上最终走向正轨，诸如此类将专家治国与直接民主相结合，权利上行和下行相结合的试验还远远不够。

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曾断言：“民主政体不会长久，它很快就会浪费、榨干然后杀掉自己，世上还未曾有过一个不自杀的民主政体。”很显然，他错了，民主制度在20世纪的意识形态对抗中获得了伟大胜利，但要想让它在21世纪延续上世纪的成功，我们必须在民主制度尚年幼时就悉心培育，并在它成熟之后用心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