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三、民主的怪脾气

即使在民主的核心地带，民主面临的也不仅是零星的小问题，而是严重的结构问题。自19世纪末现代民主产生以来，民主就一直以民族国家和国民议会的形式存在着。人民周期性地选出代表来掌控国家大权。但是这种运作方式正遭到来自上下各方的夹攻。

上有全球化深刻地改变国内政治。国家政要们向全球市场和超国家组织交出了太多权力，如在贸易和金融流量方面的管理权，为此他们或许会发现自己无法兑现对选民的承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和欧盟等国际组织理直气壮地扩展自身影响力——单个国家如何独自解决诸如气候变化或透漏税款等问题？为顺应全球化，国家政要只好在某些领域限制自己的酌情决定权，将部分权力交给未选举当职的技术官僚。以银行为例，拥有独立中央银行的国家已从1980年的约20个增加到今天的160多个。

下有来自加泰隆和苏格兰等想要独立的民族、印度各邦、美国各市长的强劲挑战——他们都试图从国家手中夺回权力。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非政府组织和说客们——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摩西？纳伊姆将他们称作“微型势力”——正破坏着政治传统，使领导者们无论是民主还是独裁都更难开展活动。互联网让煽动和组织活动更加简单；在这个世界，人们每周都可以参与真实的电视投票，点点鼠标就可以支持请愿，让几年一度选举的议会民主制看上去越来越落后于时代。英国议会成员道格拉斯？卡斯威尔，把传统政治比作破产的英国唱片连锁店HMV，它破产于这个人们习惯随时在热门网络流媒体音乐服务商“声破天”(Spotify)上听音乐的时代。

然而，民主最大的挑战却既不来自上层也不来自下层，而是来自其内部——来自选民本身。事实证明柏拉图对于民主制度下民众会”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的担忧是有先见之明的。民主政府已习惯于巨额结构赤字，视其为理所当然，借款满足选民眼前的需求，却忽视长期的积累投资。法国和意大利政府已有30多年未能平衡预算。金融危机毫不留情地揭露出这种靠债务融资的民主是无法长久的。

现今随着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刺激措施逐渐停止，政客们不得不面对在经济增长稳定、信贷条件宽松的那些年里他们得以避免的艰难选择。但是说服选民适应经济紧缩的新生活并不会吸引选票。缓慢的经济增长和紧缩的财政将会引发利益集团之间对有限资源的争夺。更糟糕的是，这种竞争正随着西方人口老龄化逐渐展开。老人比起年轻人更懂得如何让自己的意见得到重视，他们人数更多，还会组成压力集团，比如极有势力的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而且他们的绝对数目在不断增加。很多民主国家现在面对着来自过去和未来、继承而得的权益和未来投资之间的战争。

民众对政治日益增多的冷嘲热讽会使国家更难在经济萧条时期进行调整适应。发达国家政党的党员数量在不断减少：和1950年的20%相比，如今只有1%的英国人是党员。党员投票率也在下降：一个针对49个民主国家的研究发现在1980-84年和2007-13年间党员投票率下降了10个百分点。一个针对欧洲七国的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选民表示‘完全不信任政府’。同年，YouGov发起的一个针对英国选民的民意调查发现62%的受调查者认为“政客们永远在撒谎”。

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爱通过荒唐玩笑表示抗议。2010年，冰岛的最棒党(theBestParty)承诺将正大光明地腐败，却赢得了足够的选票，得以在雷克雅未克市议会联合执政。2013年，四分之一的意大利人投票给了一个由喜剧演员贝佩·格里洛创建的政党。如果民众对他们的政府要求不多，那么以上这些对政治的冷嘲热讽或许无伤大雅，但民众的需求在持续增长。这便好似一种有毒且不稳定的混合物：一边依赖政府，但一边又蔑视它。这种依赖逼得政府扩张过度、负担过重；而对它的蔑视又剥夺了他进行扩张的合法性。总之，民主的功能失调与民主的这种怪脾气息息相关。

民主在其大本营遇到的问题解释了它为何会在别处受挫。在某种程度上，民主在20世纪的良好运行部分得益于美国的霸权地位——这使其他国家争相效仿世界霸主的制度。但随着中国的影响力扩大，美国和欧洲丧失了他们作为榜样的号召力和传播民主的欲望。现在奥巴马政府变得缩手缩脚，因为他们害怕发现民主会催生流氓政权并为圣战主义者提供支持。如果美国这样的政府尚连预算决议都不能通过（更别提未来的计划），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还要将民主视作理想的政府形式呢？如果欧洲政界高层也能以妨碍财政执行为由罢免民众选出的领导人，独裁者们凭什么要听欧洲民主政治的说教呢？

另一方面，民主在新兴世界也遭遇了和富裕世界同样的问题。新兴民主国家同样过分关注短期支出而非长期投资。巴西允许公务员在53岁退休，却没怎么花功夫建立现代化机场系统。印度出钱拉拢了许多利益团体，却疏于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政治体制被利益集团把持，又渐渐被反民主之风所动摇。英国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弗伦奇指出，印度所有30岁以下的下议院成员都来自各政治家族。即使在资产阶级精英中，支持民主的力量也在瓦解：印度的商业大亨常常抱怨印度混乱的民主导致基础设施薄弱，而中国在独裁体制下建成了高速公路、华丽的机场和高速铁路。

民主此前也曾落入不利境地。20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间，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倒像是比民主更先进的理念。当西班牙于1931年暂时性地恢复了它的议会制政府时，墨索里尼把这比作“从电气时代倒退回了煤油灯时代”。在20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西德总理威里·勃兰特断言，“西欧只剩二三十年的民主了。而后民主就会在独裁统治汪洋的包围下无动力地、迷茫地下滑。”现在情况还没有那么糟糕，但民主制具有内在优越性并终将征服世界这一观念已被中国的发展实例严重动摇。此前任何共产主义力量都未能做到这一点。

然而，中国令人震惊的发展隐藏着更深的问题。中国的精英阶级正在成为一个自顾发展、自谋私利的小团体。最富有的50位中国全国人大代表聚敛着947亿美元的资产——这是美国最富有的50个国会议员的60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10%下降到了不到8%，且未来预期会更低。这对于通过推动经济增长来维系合法性的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同时，正如19世纪亚历克斯·德·托克维尔指出的那样，民主国家其实不像表面上那么弱不禁风。他们看起来问题多多，但隐藏实力也很强。民主政体能够选择不同领导人，提供不同政策供人选择，比独裁政体更擅长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迎接存在的挑战，尽管他们常常需要一段时间探索出正确的政策。但是不论是刚起步的还是老牌的民主国家，成功的前提都是确保自己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