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二、历史回顾

2007-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中国的崛起是民主失去动力的主要原因。金融危机不仅对世界金融，更对人们心理造成了巨大冲击。这次危机让西方政治体制的根本性缺陷暴露无遗，也严重打击了西方人视为宝贵资本之一的自信心。近几十年来，政府逐步延展自己被赋予的权利，任由高风险的债务持续堆积，政治家们也开始相信国家已经跳出了高涨萧条周期，已经能够控制风险。很多民众开始对现行的政治体系大失所望——特别是发现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帮助银行家解困，然后做个袖手旁观的废物，任由金融家们给自己发高额奖金之后。金融危机使得“华盛顿共识“遭到了整个新兴世界的诟病。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打破了以往只有民主制国家才能取得经济进步的局面。哈佛大学拉瑞·撒莫研究发现，美国经济最快速增长之时，其国民生活水平约每三十年提高一倍。而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生活水平几乎每十年就提高一倍。中国的精英阶层认为他们的模式——由共产党进行严格控制，广纳贤才进入上层社会——比民主制更高效且更不易受政治僵局所影响。政治领导权约每十年交接一次，共产党通过不断提拔有能力的人才作为骨干力量来实现其政治目标。

中国的批评家理所当然地批评中共政府通过拘捕异见人士、审查网络舆论等方式从各个方面控制公众舆论，而这恰恰说明政府十分关注舆情。与此同时，中国的领导人已解决了民主制需要几十年才能解决的国家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举例来说，中国仅用两年时间就使养老金覆盖了超过2.4亿的农村居民，远远超过美国公共养老金体系中的总人数。

如果现有的体制可以继续支撑经济增长，那么很多中国人愿意忍受下去。2013年皮尤全球民意调查显示85%的中国人“非常满意”国家政策方向，而美国仅有31%的满意度。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洋洋自得。复旦大学的张为伟认为民主制摧毁了西方，特别是美国，原因是制度化的政治易陷入僵局，决策过程繁琐，而且还选出了如小布什等平庸的总统。北京大学俞可平指出民主制把简单的东西变得“过于复杂和繁琐”，任由“巧舌如簧的政客们误导民众”。北京大学王缉思也评论到“很多引进了西方价值观和政治体系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社会动荡和无序”，而中国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模式。从非洲国家（卢旺达）到中东国家（迪拜）到东南亚国家（越南）都正在认真考虑中国模式的可行性。

2000年后接连发生的民主倒退事件将中国的发展势头衬托得愈加强劲。第一次民主倒退发生在俄罗斯。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前苏联的民主化似乎已成必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在鲍里斯·叶利钦领导下沿着民主制的道路踉踉跄跄走了几步，但是在1999年末，他辞去了总理职务并将权力移交给前克格勃出身的弗拉迪米尔普京，后者自那时起担任了两届首相、两届总统。普京这个后现代的俄国沙皇彻底破坏掉了俄罗斯的民主根基，他封锁新闻舆论，囚禁竞争对手，同时走着民主的过场——在保证自己当选的前提下给大家投票权。委内瑞拉、乌克兰、阿根廷以及其他地区的专制领导人也纷纷效仿，他们没有完全废除民主制度，而是长期披着民主的外衣，而这更使民主制度名誉扫地。

民主的再一次倒退是伊拉克战争。当美国为首的军队于2003年入侵伊拉克，却找不出那不存在的萨达姆·侯赛因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布什先生转而将这场战争粉饰成为自由和民主而战的正义行为。他在第二任就职演说中提出：“自由国家齐心协力推动民主制度之时就是敌人失败之始。”布什先生这样说并不仅仅是想投机取巧，他发自内心地相信，只要中东地区仍被独裁者统治，它就始终是恐怖主义的温床。但伊拉克战争确实给民主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打击。左翼人士认为这证明了民主制度只不过是美国帝国主义的遮羞布而已。外交政策现实主义者认为，伊拉克日益严重的混乱局势证明了美国领导的民主化运动可能会带来动荡。而对美式民主感到失望的新保守派人士，如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将其视为“民主无法在石质土地里生根发芽”的证明。

民主的第三次严重倒退是在埃及。2011年，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Mubarak）政府在强烈的抗议声中垮台，这燃起了民主将在中东传播的希望。但是欢呼很快就被失望吞噬。随后的埃及大选中获胜的并不是自由激进分子赢得（他们被分割成了无数滑稽党派，无力回天），而是被穆罕默德·穆尔西领导的穆斯林兄弟。穆尔西将民主制度视为“赢者通吃”的体系，在政府中塞满了兄弟会成员，赋予了自己几乎至高无上的权力，还创建了一个伊斯兰教徒永远占多数的上议院。2013年7月，埃及军方介入，逮捕了埃及首位民主选举出的总统，囚禁了兄弟会的领导者，并杀死了成百上千的游行示威者。埃及的动荡同叙利亚战争和利比亚的无政府状态一起浇灭了阿拉伯之春在中东各地催开民主之花的希望。

同时，一些最近加入民主阵营的国家已荣光不再。南非自1994年引进民主制度起就一直由日益专制的非洲国民大会（AfricanNationalCongress）一党统治。曾以温和伊斯兰教推动国家繁荣和民主的土耳其也正向腐败和独裁堕落。在孟加拉国、泰国和柬埔寨，反对党则联合抵制近期的大选或拒绝接受大选结果。

所有这些都表明建立能够长久维系的民主制度确实是一项进展极慢的工作，也驳斥了民主的种子一旦种下自可迅速开花结果这个一度流行的观念。虽然正如小布什和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强调的那样，民主可能是一个“普遍理想”，但它也是一个需要文化根基的制度。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崇尚个人权利和独立司法，而且都是在复杂的政治制度——包括强大的行政部门和根深蒂固的宪法权利——建立很久之后才发展出投票权。

“没有什么事能比获得自由更加美妙，也没有什么事能比学会运用自由更加困难。”亚历西斯·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

近年来，那些本应为新民主国家提供范例的制度已开始显得过时和功能失调。美国已经变成了政局僵化的代名词，由于沉迷党派之争，美国在过去两年里已有两次处在欠债的边缘。当权的政客为巩固权力和赢得选举而改划选区的行为也破坏了美国的民主体制。这种行为加剧了极端主义，因为政客们不得不专注于争取党派忠实拥护者的支持，而忽视了大量普通选民。金钱在美国政治上也开始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数以千计的说客（平均每位国会议员有20多名说客）为自己所在集团争取特权，使立法过程变得冗长复杂，所有这些都让人们觉得美国的民主已经变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富人与穷人的权力也不再平等——正如游说者和选举资助人所强调的那样，为政治花销是在行使自由言论权。结果就是美国的形象——和民主制度的形象一起——遭受了极大的打击。

欧洲的民主制度也很难作为榜样。1999年，大多数的技术官僚决定引进欧元，只有丹麦和瑞典两个国家就此进行了公投（公投结果都是拒绝引进）。政府本想争取民众对里斯本条约的支持以巩固其在布鲁塞尔的权力，但是当发现投票结果偏离初衷时便放弃了这个想法。在欧元危机最严重的日子里，欧洲高官们强迫意大利和希腊用技术官僚代替民主选出的领导人。为弥补欧洲民主赤字而成立的欧盟议会也被人嗤之以鼻，没有话语权。欧盟已经变成了平民主义党派的孵化场，比如荷兰威尔德的自由党，以及法国马琳·勒庞的国民阵线党，它们声称要保护普通民众来对抗那些傲慢而又不称职的官员。希腊的金色黎明政党更是在挑战民主国家对纳粹型党派的忍耐极限。意在平息民粹主义的计划反而促使其苏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