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再批汪晖新“历史观”：也谈“去政治化”

不过，汪晖的新“历史观”还有一个常常被拥趸和批评者所忽略的特点。那就是，他的阶级斗争主张是经过修正的，和传统的主张“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主张存在明显不同。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在于，他一方面大谈重建阶级政治和阶级代表性的重要性；一方面却并不简单地主张再搞阶级斗争。他为此借用了一种曲折的说法，叫“政治性的阶级斗争”。说“政治性的阶级斗争”所关注的，“是一个能够通过理论探索、社会实践和政治斗争而发生转变的领域，即一个能动的政治领域”。同时，他也明确表示他不赞同用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表示对“中国革命中的过度暴力”现象不认同，并表示自己一直在“反思二十世纪阶级政治中产生的悲剧”，在思考：为什么本应发生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暴力的阶级斗争，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仍然继续存在；为什么中国的任何一种理论辩论，尤其是上升到政治路线辩论的理论辩论，常常都会转化为暴力性的压制，等等。包括对于“文革”，他也明确认为，“群众暴力”是一场灾难，至少是打断了毛泽东曾经设想过的改造国家的政治尝试的进程（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这些都说明，汪晖肯定不是国人所熟悉的那种激烈的阶级斗争论者，而是一个修正主义者。

一方面鲜明地主张回到阶级政治的轨道上去，“重建阶级代表性”，“重新政治化”；一方面却又不赞成重演“过度暴力”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汪晖在这明显有些矛盾的两者之间是如何进行回旋的呢？

在《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一文中，汪晖做了一个在他看来是最具理论贡献的逻辑解释。他写道：“阶级概念尤其是阶级斗争的命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之一。”但是，马克思本人“却没有来得及给予阶级概念或阶级的形成问题以系统的分析”。他认为，马克思对阶级问题的思考线索主要呈现为两方面的思考：一是相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是一定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现代社会必定会分化为劳动力所有者阶级、资本所有者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二是现实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中间阶层，阶级分化并不纯粹，阶级界限也不清晰，因此表现在政治舞台上面，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政治倾向难免会因“这些角色之间的斗争同政权之间的关系”而变得十分复杂。在他看来，这实际上就是黄宗智所谓客观性现实与表达性现实的脱节问题。只不过，他认为简单地从主客观不一致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是不够的，应该注意到两者间更复杂的情况。他为此创造了两个可以用来区分这种不同的概念，一个叫“结构性阶级”；一个叫“政治性阶级”（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

作者所谓“结构性阶级”，指的是客观存在的阶级现实；“政治性阶级”，指的是只存在于政治层面的主观的阶级现象。他认为，马克思只看到了前者，因而相信“无论阶级关系的图景多么复杂，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总是受到基础性的阶级结构的约束，也一定会表现为对特定生产方式或阶级结构的自觉的改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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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则发现了后者，即“阶级是一个形成阶级的过程、一个将阶级建构为政治主体的过程”，因此，在政治上阶级理应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阶级和阶级关系并不能用一种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加以呈现”。只有“在革命的时代，客观的阶级地位和主观的阶级觉悟之间才能达成一致”（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

作者创造出这样两个阶级概念，突出强调阶级的形成是一个政治建构的过程，多半是为了解决他在解读中共革命历史和主张“重建阶级政治”过程中所遇到的两大麻烦。一是中共革命在阶级性质问题上名实差异的问题；一是当今国人因普遍恐惧阶级斗争而本能抗拒任何宣传阶级斗争的心态。

关于中共革命在阶级性质上的名实差异问题，在他看来，只要用上“政治性阶级”这一概念，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为依照这一概念看问题，阶级的性质以及阶级的觉悟并不必然由客观的结构性地位所决定，这就像中共自身的阶级性质一样，它的成员虽然绝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农民，但依照他的这一逻辑，“政治组织的阶级属性与该组织及其成员的政治价值和社会理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并不直接取决于组织成员的阶级出身”，而是取决于它的政治使命。因为，“没有这个使命，没有与这一使命相关联的政治意志和政治行动，就没有这一政党的存在”。政党的性质可以如此解读，革命的性质自然也一样。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属于什么性质，也应由政党本身的政治诉求或政治使命，亦即由它的主观意志来决定。至于它所借助的革命主体原本属于哪个阶级，并不重要。因为，照他的说法，阶级的政治性是可以创造和转化的，农民阶级既然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并成为共产党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那也就等于变成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主体，甚至于“从农民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化”了（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

革命主体既然可以创造，阶级既然可以转化，他认为人们就不应当再恐惧他所主张的那种阶级斗争了。他举例说，作为中国封建主义最高象征和帝国主义附庸的溥仪皇帝都能够转化为人民的普通一员，这就清楚地说明，“阶级主体性是可以转化的”。只是这一转化必须依托于社会关系的改造。就像要取消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主要集中在取消这一阶级统治的政治基础，并创造出一种与这种阶级关系的再生产机制完全不同的再生产机制”一样。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政权居于支配地位的条件下，‘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需要通过社会改造的方式加以解决，而并不必然需要通过对‘敌人’的肉体消灭加以解决”。

至于“为什么不仅在军事斗争的条件下，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阶级斗争’的暴力性也仍然没有终止？为什么也恰恰在这一历史条件下革命政党曾经追求的政治民主和言论自由（作为现代社会的不可或缺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权利）反而遭到极大的扼制？”他的解释是：这是“将政治性的阶级概念置于客观性的框架下，通过自上而下的强制方式展开‘阶级斗争’”的结果。但他认为，这不全是毛泽东的问题，而是和中国革命没有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将国家引向消亡，反而重建了旧的官僚制国家形态有关，也和革命政党背离了革命要消除一切等级关系的初衷，将政治性的阶级概念僵化为结构性的、稳定不变的本质主义概念，进而“由上至下地、机械地划分阶级成分”的政策有关。如果真的按照“政治性的阶级斗争”的概念，把斗争主要局限在理论、思想、文化领域中，着眼于态度和立场的转变，就不会造成过度暴力的情况了（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

限于篇幅，我在这里不打算就汪晖这一“结构性阶级”和“政治性阶级”的概念问题展开讨论。事实上，他同样没有对自己所用的“阶级”这一概念做出确切的定义，甚至不曾对存有争议但运用者亦多的列宁的阶级定义做出过讨论，因此，他所讲的“阶级”到底指什么，两个“阶级”是否同一概念，两者既不能完全脱离，一个又可以离开另一个独立存在，甚至发生质的转变的内在逻辑关系到底是什么，都不清楚。真的想要在此基础上比较准确地讨论分析他的这两个概念及其价值，也很少可能性。

但是，不论汪晖的上述说法在理论上和逻辑上是否能够成立，说毛泽东“一向赞成……政治性的阶级概念”，至少是有点想当然了。作者自己就讲过，毛是“高度重视结构性的阶级关系”的，因此，说毛阶级分析的重点总是“集中在不同社会阶层在革命运动中的立场和态度”上，说毛相信个别分子能够主动或被动地脱离原本所在阶级而发生转化，并不错，但说毛泽东从来相信反动的敌对势力或阶级整体上可以转化，就不对了。不要说从1920年底1921年初入党时即认定“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毛泽东：《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的信》，1920年12月1日，《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9页；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1页）的毛泽东，就是基本掌握了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毛泽东，也不可能相信“存在着敌人转化为朋友甚至同志的可能”。甚至于，即使对方成了合作对象，或是被剥夺了一切资本，被取消了阶级生存的政治经济基础之后，在毛看来也不行。只找出一两条毛基于统战需要而发表的讲话或文字，证明不了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