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再批汪晖新“历史观”：也谈“去政治化”

当前有关“左”、“右”的争论，不仅常陷于情绪化，而且往往因意识形态化自觉不自觉地将对手妖魔化。如果连汪晖这样尚有理性的倡导者都消除不了动辄把对手妖魔化的心结和思维定式，一旦重建“阶级政治”，在“阶级斗争”条件下一切“重新政治化”，中国有可能不重回“你死我活”和“过度暴力”的老路上去吗？

在不久前发表的《对汪晖〈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抗美援朝战争〉一文纠谬》一文中，我只依据自己的专业和作为普通读者的感受，指出了汪文论据及其表述中存在的问题。由于在该文中无法同时就史实、概念等具体问题和思想观点展开讨论，故不得不另撰此文说明我之所以会批评汪文的主要原因。只不过，单纯就汪抗美援朝战争一文进行讨论，显然太过局限，且无法把握汪的思想观点。为此，我不得不花时间多读了汪文中提到的一本书和数篇汪晖发表在国内公开杂志上的访谈文字及文章。因此，本文涉及的汪文将不限于前文所讨论的那篇文章。

和《纠谬》一文不同，本文不是在我所熟悉的专业范围内进行讨论，而是要对汪晖涉及历史观问题的思想观点提出质疑。在前文中，作为历史专业的“工匠”，对汪文使用的个别概念、论据及其表述中一些较典型的问题，我或可痛下针砭，但思想观点问题毕竟不同于史实真伪或文法问题，加之这样的讨论在我也有跨界之嫌，故本文多半只是质疑和讨论，未必能轻言批评。

当然，历史观的问题毕竟离不开对历史事实本身的解读，“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问题依然存在，因此，这样的讨论还是免不了会对所读汪晖其他文章中依据的史实真伪以及使用的概念含义多歧或混乱的问题有所批评。只是，考虑到本文的重心所在，我在这方面仅略举下述三例让读者了解一二，此外不再多言。

例一，作者引用毛泽东的言论常常不顾毛讲话或写作的时间、对象及其思想变化的情况，简单地为我所用。像作者引用毛泽东1925年底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大谈毛的阶级分析方法如何超越了马克思有局限的阶级分析方法，具有“一种全球性的、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关系”的“综合的视野”，因而得以“将农民置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地位之上”（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且不论论点如何，作者在这里最大的谬误是没有意识到毛此文实际上有几个不同版本，他所引用的毛选的版本是1951年再度大幅修订过的版本。读毛最早发表的版本可知，毛当时不仅是以国民党中宣部代部长的身份发表此文，而且那时的毛对马列主义的阶级理论还了解甚少，因而文中不少说法和分析方法都还不是马列主义的。这也是毛以后不得不两三度修改原文的一个重要原因。拿毛1951年修改定稿后的文字来论证毛1925年就具有了超越马克思的时代视野和国际视野，早早就“将农民置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地位之上”，怕是有意无意在制造神话了。

例二，作者为论证所谓政党与国家应该分离的观点时，找到了一段抗战初期以毛泽东与某记者谈话为题发表的文字，说毛泽东早就有过类似的观点，即：“阶级的专政与党的专政是有分别的东西，党只是阶级的最觉悟的一部分人的组织，党应当而且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起领导作用，党不应当而且不能代替阶级去实行专政。”姑且不论毛泽东是否真的这样想过，首先，这是发表在抗战初国共合作条件下写给统战对象看的文字，未必能真实反映毛泽东内心的看法；其次，这篇文字根本就不是毛泽东所为，而是王明为应对国民党人的批评质疑，在未经毛泽东过目和同意的情况下，擅自用毛的名义撰述并发表的。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在延安整风前后毛泽东及中共中央都曾明白地批评过这件事[转见《两条路线斗争》（油印本），第11-19页]。

例三，汪几篇文章都在谈论中共从一般政党转变到“超级政党”，从“超级政党”转变为“党-国体制”，再从“党-国体制”转变到“国-党体制”的问题。由于这些概念多半是汪自创的，作者自己又不曾具体解释过它们之间本质区别何在以及转变的时间点各在哪里，因而不仅给作者自己，也给读者带来麻烦。特别是，作者在使用上述概念的同时，还另外使用了好几个看似接近，实际上又各有各的涵义的引进或衍生出来的概念，如“官僚制国家”、“官僚法制国家”、“整合型国家”，以及“党-国官僚体制”、“党-国体制的‘异化’”、“官僚化的党-国体制”等[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汪晖：《革命、妥协与连续性的创制》，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序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页]。这就更让一般读者莫衷一是了。显而易见，这些概念或提法在涵义上乃至时段上不少是重合或交叉的，在同一篇文章中或在同一问题的讨论时把它们一股脑儿都搬出来，又不加定义和解释，要想让读者自己弄懂它们各自的内容界定和区别，无论如何都是不大可能的。

在进入正文前，我要说明，读过汪晖其他一些相关著述之后，我自认对作者力图基于“‘批评的知识分子’（critical intellectual）”的立场进行的种种思考乃至批判，颇感同情，而且也深为理解。至少，我不认为作者纵论时政与历史，像有人批评的，与西方左翼学者的出发点大相径庭，只是为了迎合或追求某种政治利益，甚或是投机。尽管受环境影响，汪的观点表述常常十分晦涩，一些观点不免绕来绕去甚至自相矛盾，但我依旧认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的有些批评或批判是直指政治核心问题的，有些用语十分尖锐敏感，因而是需要有一定的担当和勇气的。

可惜，当前有关“左”、“右”的争论，不仅常常陷于情绪化，而且往往因意识形态化自觉不自觉地会将对手妖魔化。在这方面，汪晖同样未能免俗，在妖魔化对手方面尤其难辞其咎。比如，他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等诸多访谈和文章中就不断地提出阴谋论的指责。认为一些“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与国家一道合谋”“扼杀”言论空间，“建立话语霸权”，“支配着国家管理的媒体”，甚至把来自不同观点的批评简单地说成是利益权势集团对“一个无权无势的学者”发动的“围剿”，等等。像当今许多立足于派别立场上的人一样，汪晖似从未清醒地意识到，那些被他批评或指责的知识分子，常常和他有着几乎一样的感受，一些人的境遇还远不如他，比如与汪晖同在一个学校的秦晖教授。

基于此，我虽然赞同汪晖的许多看法，比如说“‘主权在民’标志着政治合法性的重大转变……自从它登上历史舞台，政治合法性的原则再也无法逆转”；说“政治民主和言论自由”是“现代社会的不可或缺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权利”，“无论从哪种理论出发，任何将政治自由贬低为次要的或者虚假的论题的方式，都必须加以拒绝”；说中共历史上“路线斗争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教训是深刻的……需要研究的是：为什么理论辩论，尤其是上升到政治路线辩论的理论辩论，更易于转化为暴力性的压制？”等等（汪晖：《“后政党政治”与代表性危机》，《文化纵横》2013年第1期）。但是，我非常怀疑他关于重建以“阶级政治”为基础的“群众路线”式的党群关系，和通过重现曾经“创造了”中国革命“新政治道路”的“路线斗争”、“政治斗争”、“理论斗争”、“思想斗争”和“社会运动”来“纠错”的变革设想；非常怀疑他关于必须重回“阶级政治”，重建“阶级代表性”，以及重兴“阶级斗争”的政治主张。尽管汪晖一再强调，在政治民主的条件下阶级政治并不必然地导致暴力和压迫。问题是，如果连汪晖这样尚有理性的倡导者都消除不了动辄把对手妖魔化的心结和思维定式，一旦重建“阶级政治”，在“阶级斗争”条件下一切“重新政治化”，中国有可能不重回“你死我活”和“过度暴力”的老路上去吗？

受到英美新左派学者的思想影响的汪晖，从最初赞同改革，转而改取一种批判态度，这原本也是一件很自然也很可理解的事情。但是，简单地把鲁索使用的概念及其对西方政治历史的评判方法套用到对中国的历史认识上来，并据此总结记取中国革命和战争的经验教训，主张一切向回看，就不免有些失之偏颇了。

汪晖具有批判性的新“历史观”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基于他称之为“现代平等主义”的理念，对资本主义及其全球化、市场化等制度、观念保持一种积极的批判态度。他用来强调其历史观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所谓“去政治化”。这一概念及其认识历史的方法，汪是从意大利学者亚历山地罗·鲁索（Alessandro Russo）的论文中受到启发并开始广泛应用到他对历史政治的看法中的。“去政治化”和“政治化”相对应。在鲁索看来，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为分水岭，多数国家都经历了一个从原本“政治化”过程到“去政治化”过程的重大转变。所谓“政治化”，主要指的是对二十世纪前半期世界范围内一切具有鲜明阶级性及其政治追求的运动与制度安排；所谓“去政治化”过程，主要指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以来因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全面市场化所导致的政党功能的消解、代表性断裂或缺失，以及各国政党大都变成稳固国家权力的公共性政治工具的现象。

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西方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观念持批判态度者比比皆是。受此影响，自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也颇多抱有同样看法和立场者。“文革”结束后，中国转向改革开放，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废止了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出现了日渐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化现象。受到英美新左派学者的思想影响的汪晖，从最初赞同改革，转而改取一种批判态度，这原本是一件很自然也很可理解的事情。但是，简单地把鲁索使用的概念及其对西方政治历史的评判方法套用到对中国的历史认识上来，并据此来总结记取中国二十世纪革命和战争的经验教训，主张一切向回看，就不免有些失之偏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