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再批汪晖新“历史观”：也谈“去政治化”

由上述两个粗略的列表应该不难看出，毛泽东抗战期间对中共成败经验的总结总体上是比较准确的。他没有把武装斗争放在第一位，也没有把党的组织建设放在第一位，而是把统一战线问题放在第一位，是有道理的。因为事实很清楚，无论任何时期，中共都积极地进行组织建设，相当多数时期也在坚持武装斗争，但是，统一战线政策的有无、实行的好坏，对党的组织及武装斗争，包括对中共整个事业的成败，却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简单地说，统战政策本身就是一种阶级政策，究竟是实行更广泛的阶级依靠加阶级联合的政策呢，还是片面地强调工农立场而忽视广大的中间阶层呢？这一选择的结果其实就是在选择何种力量对比的问题。成功地贯彻实行统一战线政策，中共的力量明显就强；放弃甚至排斥统一战线，哪怕是片面地执行统战政策，中共的力量就会受到削弱，甚至会陷于灭顶之灾。通过下表，我们还可以更直观地了解统战政策实行与否及实行的好坏，对不同时期力量对比的影响如何（见表三）。

由表三可以更进一步看出，中共历史上的成败和它的统战工作有无和好坏所带来的力量对比的变化，关系极其密切。中共事业的成长，基本上取决于它争取到的力量有多大。当它放弃甚至排斥统战政策的时候，就会陷于孤家寡人的境地，被强大的敌对力量压倒；当它统战政策较为片面，既防又堵的时候，敌对的力量就会加强，自身成长的步幅就会变小，危机的情况就会增多；只有当它真正争取并团结了所有能够团结的力量，得到绝大多数社会阶层拥护的时候，它的事业发展才会比较顺利。

实际上，这也正是我在前文中再三强调的，即当中共转向激进的阶级斗争思维，把自己的力量基础或者说人民的概念范围仅仅限制在所谓工农阶级的时候，它的挫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表面上工人、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实际上战争年代中共很少能影响到工人，当时农村根据地的范围又很有限，对农民的政策还要再受阶级划分的局限。这样，真正能够取得的农民拥护者数量，相对全国人口来说，也非常有限。这也是胡绳先生特别强调中国两头小中间大的原因。他的观点是，除了国共两党外，包括资产阶级和大多数小资产阶级民众，也包括绝大多数工人、农民，其实都是中间势力。他们自发顺着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国共两党，谁争取了中间势力，谁就取得了舆论和民意，谁就取得了政治优势，也就容易战胜对手。

这也是中共历史上两次转危为安的重大转折的史实可以清楚证明的。第一次是1936年，第二次是1978年。两次转折实现的关键，都是统战政策，亦即阶级政策的重大转变。比如，第一次转变，仅有长征和1935年的遵义会议还不行，还必须要有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原因就是这次会议开始改“工农苏维埃”为“人民苏维埃”，把中间势力都纳入了团结争取的对象，并据此实行了全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第二次转折也是一样，仅仅打倒“四人帮”还不够，还必须要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生产力标准的方针，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政策，让全国各阶层回到同一基点上共同致力于经济和生产。

从这个角度可知，在整个中共历史上，中共力量发展最为迅速、事业上最为成功的两个时期：一个是上表所列从1936-1956年这一段，一个是改革开放至今。其共同点都是一个，即讲阶级斗争最少，树敌最少，在力量对比上最占优势。与此相反，两个失败最严重的时期，都是阶级政治讲得最响，阶级斗争最深入最广泛、树敌最多的时期，结果自己受的伤害也最大最严重。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中任何尝试以“政治化”消除“去政治化”的副作用的努力，不仅都是失败的，而且每每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这就更难让人有所指望。

当然，不赞同重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方式解决问题，不意味着我不同意汪晖所说当代中国社会可能存在“重现阶级化”的现象，和“阶级概念”可能被重新提起的情况（汪晖：《“后政党政治”与代表性危机》，《文化纵横》2013年第1期）。社会贫富分化和权力腐败的严重情况，无疑是当今国人不能不高度关注的现实。由此而引发的利益冲突，会引发一些人的历史记忆，并想要向过去去寻找出路，都是可以想见的。

但是，“重新政治化”是解决问题的出路吗？第一，历史上用政治性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方式解决过汪晖所说的国家官僚化和权力腐败的问题吗？没有。中国没有，前苏联没有，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没有这样成功的先例。第二，“政党国家化”也好，“去政治化”或“去阶级化”也好，是中国一党一国的问题，还是几十年来日渐带有普遍性的世界范围的问题呢？对此，汪晖自己其实也讲过，国际上不少学者早就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即是说，这种现象的发生发展不仅是普遍的，而且是带有一定规律性的。既然如此，只因为毛泽东当年曾经有过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反修防修”的不成功尝试，我们就应认为中国是再度尝试这种“文化革命”的理想场所吗？

像欧美一些新左派知识分子一样，汪晖相信中国和世界各国一样，“去政治化的政治”本身就是资本力量与功能化国家机器结合一体在作祟，因此，惟有重建阶级政治，展开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政治斗争、路线斗争、理论斗争、思想斗争乃至社会运动甚或“文化革命”，才能形成有效的抗衡力量和纠错机制。但是，讲阶级政治的汪晖理当了解，以农民为主体的阶级，无论叫农民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革命诉求必定是倾向民族主义的，会以创立、巩固和建设民族国家为主要目标。而任何以民族国家的创立、巩固与建设为号召的阶级或阶级政党，一旦成为新的民族国家的政治主体或领导力量，不论与资本力量结合与否，本身都注定会走上“去政治化”亦即“去阶级化”的道路。这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全球化在起作用，而是因为，单个阶级的利益需求，哪怕是执政党所代表的阶级主体的利益需求，在人类社会被切分为各自独立、严格区别的不同民族国家的条件下，只能，也必定会让位于代表着民族整体利益的民族国家的集体的利益与需求。

当然，汪晖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马克思的阶级观点看待中国与世界的，他基本上把民族国家当作十九世纪落后时代的产物在看待。他希望的国家，是以工农阶级为主体、政治价值取向鲜明的阶级国家[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汪晖：《“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上），《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42期，2001年6月；汪晖：《再问“什么的平等”？》，《文化纵横》2011年第5-6期；汪晖：《帝国的冲突，或帝国主义时代的冲突？》，《读书》2010年第1期]。只不过，他忘记了，作为认定“工人没有祖国”的世界革命论者，马克思从不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创造出一个个以民族国家为外壳的各自独立并相互区隔的阶级国家，遑论什么以农民为政治主体的所谓无产阶级国家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