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再批汪晖新“历史观”：也谈“去政治化”

依照汪晖的说法，当今中国最值得记取的教训，就是曾经具有鲜明的阶级代表性、一定程度上带有社会自治和参与性民主特征的中共，建国后学列宁的办法，“采取了一党专政与高度集权的国家构造”，“从以革命政党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治形式，转变为以官僚化的党-国体制为框架、行使一切国家事务的权力体制。即无产阶级专政从一种与一切‘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不同的政治形式、一种真正的社会自治和参与性民主，转化为合法垄断暴力的、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结构”（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在他看来，这应该是二十世纪世界政治史当中一个从“政治化”到“去政治化”的最为典型和深刻的历史教训了。

那么，这样的一种转变又是从何时开始，到何时完成的呢？依据鲁索对中国“文革”初期历史研究所得出的观点，汪认为这一转变的基本完成应该与鲁索所说的西方国家的“去政治化”过程相一致，即1960年代末。至于这一转变或曰“异化”过程的开始时间，作者的说法是：“一旦政党从运动的形态向与国家结合的形态转化，不同程度的官僚化都是不可避免的。”而一旦中共采取了列宁式的国家构造，党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开始“去政治化”的“国家化过程”。也就是说，在作者看来，中共自建国伊始，开始作为执政党治理国家之日起，这种“异化”的过程就已经启动了。

梳理作者在几篇文章中的说法，大致可知他把中共的历史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1921-1931年左右为一般政党时期；1931年左右-1949年建国为“超级政党”时期；1949-1967年为“党国”或曰“党-国体制”时期；1968年至当下为“国党”或曰“国-党体制”时期。

第一个阶段或可称为幼稚期，作者评价不高，直言党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少数知识分子”的组织。第二个阶段或可称为成熟期，作者评价最高，甚至视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创新”。第三个阶段或可称为蜕变期，作者用了好几个概念来定义它，说它是“整合型国家”，是“党-国官僚体制”，是“党-国体制的‘异化’”，是“官僚化的党-国体制”等等。但作者对这一时期的评判仍是两分的，总体否定，具体事件高度肯定。第四个阶段或可称为异化期，作者使用了“官僚制国家”、“官僚法制国家”、“国党”或“国-党体制”国家，或曰“去政治化的国家”等来定义其性质，实际上认为这时的国家已经成为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了。作者的态度当然是否定和批判的。

汪晖对中共历史的这种分期与评判肯定不是官方的看法，但也不是基于客观的学术研究的视角，而是站在强烈批判意识的基础上对客观历史的一种主观重构。虽然作者坚持说，他只是想要依据“那个时代支配人们行动的原则、价值观和对抗性的政治”，努力从“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与战争的脉络”，即从“历史理解内部”来做历史认识和历史判断（在前文中我对作者表述的这一研究立场的解读有误。汪晖：《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抗美援朝战争》，《文化纵横》2013年第6期）。但是，带着批判意识、基于批判立场去看历史，是不可能真正将自己置于所谓“历史理解内部”或曰“内部视野”中去，发现历史行进的脉络的。部分地进到“内部”去了，其“历史视野”也必定是片面的和带有明显的选择性的。只要多少读一点历史研究著作，就不难看出，作者的这种历史划分和评价，因带有太多先入为主的主观认定，以至一些关键性的历史脉络或历史事件被作者自己屏蔽掉了。

比如，作者清楚地说明：“一旦政党从运动的形态向与国家结合的形态转化，不同程度的官僚化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党-国体制”一形成，官僚化和权力斗争即会发生，党内自由讨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内部的批判性思考，连同一切政治参与的主体性和社会运动，都会受到“自上而下的权力体制压制”（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但是，作者同时却相信这样一种转化只是在1949年建国以后才会发生，在此之前则不算。不仅不算，而且他认为，革命年代里政党从运动的形态向与“国家”（政权）结合的形态转化，还是“政党转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和标志，即是从一般政党向“超级政党”转变的关键或曰“关键成果”之一（汪晖：《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抗美援朝战争》，《文化纵横》2013年第6期）。

显然，作者这两种表述和看法之间出现了矛盾。即使我们认同作者关于这种转化只能建立在“国家”的概念上，我们也不难发现，1949年以前中共也曾自立过国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是在这段时间里，身为“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就已经开始频繁地并且是公开地批评党的干部的官僚化危险与倾向了（毛泽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年8月12日；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4-125，138页，等）。事实上，一个政党会发生官僚化的情况并不限于与“国家”结合，作者使用的“国家”一词应改为“权力”才比较恰当。也就是说，不论建国与否，当一个政党从运动的形态向与权力结合的形态转化的时候，出现官僚化现象，甚至日渐走向官僚化，包括发生权力斗争，都是不可避免的。

多年来，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西方学者，都发表或出版过不少涉及中共革命年代党群、干群关系的研究成果，不少革命年代的中共老干部，包括普通的老农民，也都有过这方面的回忆或口述资料留下来。从这些研究成果和个人记述中我们也不难了解到，至少从中共开始变成汪晖所谓“超级政党”之日起，官僚化的问题就如影随形，日渐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了。毛泽东成为一方党政军领导人之后，终其一生都在强调反官僚主义，原因之一也在于此。因此，以1949年建国划线，把之前的政党神圣化，把之后的政党妖魔化，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史实上，应该都是立不住脚的。

汪晖对历史的认知方法乃至于行文方法，似乎也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比如，汪晖所以会在谈论抗美援朝战争的文章里生生扯出一个“人民战争”的经验意义来，多半也是这种太强的选择性促成的。

当今社会对那种太过偏颇的历史观有一种很形象的批评性用语，叫做“选择性失明”和“选择性亢奋”。这是指一些人一旦陷入某种情感、立场或观念之中，就再也看不见、听不进和他们的看法不同的事实、意见和声音，却会无限夸大他们自己喜欢和赞同的东西。汪晖对历史的认知方法乃至行文方法，似乎也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比如，汪晖所以会在谈论抗美援朝战争的文章里生生扯出一个“人民战争”的经验意义来，多半也是这种太强的选择性促成的。

如前文所述，毛泽东、中共中央总结出来的人民战争的内容、经验，主要着眼于中共在有根据地、有民众工作的条件下，实行“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和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战术。抗美援朝战争是境外战争，两者原本扯不上多少关系。只读作者谈论抗美援朝战争的一篇论文，甚至会很难理解其思维逻辑。但是，在多读了作者近年发表的一些相关的论文著述之后，就会从不理解变得比较容易理解起来了。因为，沿着作者几年来的思路，可以看出他这样做应该是有意为之，是出于宣传、鼓吹他的“重新政治化”主张的一种需要。

作者自己的这一目的在该文文末也讲得很清楚，即讲抗美援朝战争所以要讲到人民战争，根本上是因为它和“群众路线”可以挂起钩来；“重提群众路线”，又是为了进一步强调“重新政治化”的必要与意义。他写道：“在完全不同于二十世纪的语境中，重提作为人民战争的产物的群众路线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作为一个形成中的政治主体，群众的诞生意味着新的政治形式的诞生。重提群众路线，与其说是对一段历史的回归，毋宁说是对一个可能的、不确定的未来的探寻，它不可避免地与下述问题密切相关：我们需要创造什么样的政治力量、锻造怎样的政治主体、指向怎样的政治未来？”（汪晖：《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抗美援朝战争》，《文化纵横》2013年第6期）

应该从两年前开始，汪晖就注意到毛泽东关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经验性总结，他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有助于论证他的“重新政治化”观点的极为重要的政治资源。这是因为，作者多年来一直在思考：如何“重新赋予劳动者以主人翁地位，让他们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中，从而改变少数利益集团在市场化过程中操控国家并促使国家向右转变的态势”？（《“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汪晖教授访谈》，汪晖、许燕：《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在这方面，中共历史上“群众路线”的经验给了作者极大的政治想象空间。他宣称：“群众路线”（1）是对十九至二十世纪西方代表制某些形式和内涵的继承或借鉴；（2）是民众参与社会进程的重要形式；（3）是“政党的政治与大众社会的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4）是政治代表性和政治领导权概念的体现；（5）是一种新的政治主体性的创生过程；（6）是政党与群众相互塑造、水乳交融，两者关系逐渐转化为相对一体的可能方法；（7）是保持政党和社会政治活力的可靠方式；（8）是解决国家和官僚体制空前官僚化的途径；（9）是重造超级政党政治的路径，等等。据此，他指出：“群众路线”的观念及历史理应成为今天国党体制下“让社会力量更大规模地、更直接地参与政治进程”的最重要的经验参考和实践手段[汪晖：《革命、妥协与连续性的创制》，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序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页；汪晖：《再问“什么的平等”》，《文化纵横》2011年第5-6期；汪晖：《“后政党政治”与代表性危机》，《文化纵横》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