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再批汪晖新“历史观”：也谈“去政治化”

可以肯定，汪晖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上述逻辑来理解1949年以后中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的。他所以苦口婆心地强调必须“重新政治化”，必须“重提群众路线”，必须“重建政治价值”，必须“重建政治代表性”，必须重建“阶级政治”或“重建阶级性政党”等等，说到底，都是因为他相信，中国不仅没有除去国家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行事，而且一步步地建立起了一个“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如今更是被“少数利益集团在市场化过程中”操控着，在日渐“向右转变”。也就是说，他认为中国的命运被恩格斯所言中，革命的结果早已不复存在，本应作为“社会公仆”的革命党人，变成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社会主宰”，政党和国家一起官僚化了。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失望和不满，汪晖对历史上任何有助于调动群众政治积极性和激发群众革命热情，威胁并打破国家官僚制基础的事件或尝试，都抱有强烈的兴趣。在他看来，1949年以后，中国虽然一直在滑向官僚制国家，但毛泽东还是曾经做出过有益的尝试。比如，1960年代毛泽东对外推动反帝反修的世界革命，对内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力图要闯出一条新路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他写道：毛泽东用“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试图通过社会运动和政治辩论打破政党与国家的绝对权威，目的是重构一种包含着自我否定态势的社会体制”，根本改变国家原本的功能和性质；而他发出的作为“文革”宗旨之一的“五七指示”，更是“力图从根本上铲除官僚制得以确立的社会分工模式”，将不可避免的社会分工与既往一切等级主义的社会模式或对抗性关系区分开来，“让人成为自身的主人”。

汪晖相信，毛泽东的这一努力是取得了重要收获的。他写道：在“文革”的最初两年里，出现了“公开的政治辩论、多样性的政治组织以及以此为基础产生的政治文化”；出现了“以巴黎公社为楷模的工厂、学校和机关的自治的社会实验”，这些都“是对旧的国家机器进行改造的尝试，亦即一种超越国家机器的文化-政治实践”。当然，他也承认，“群众运动的两极化和暴力化”，导致严重的派性斗争和政治迫害，毛泽东随后也放弃了激进变革的努力。1968年各地新的地方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建成，成为了“在群众运动与官僚化的国-党体制之间达成妥协的产物”。结果，“党-国体制”不仅没有被改造成功，而且进一步开启了通向“官僚制国家”，即“国-党体制”的道路。但即便如此，他仍旧认为：“这一在国家的时代对国家进行的创新不能说毫无意义。”因为，“文革”初期形成的“大众参与性民主”及其开放性政治文化，就提供了通向建立一个“不再是过去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的有益启示[汪晖：《革命、妥协与连续性的创制》，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序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4页；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

众所周知，1966年夏“文革”伊始，斗黑帮、“破四旧”、赶地富、打人、抄家，甚至于集体屠杀就一发而不可收拾，这种以阶级斗争为标榜的暴力化、野蛮化的斗争方式，瞬间即波及全国。随着1967年全国范围内夺权斗争的展开，各地以无产阶级自居的工人和学生纷纷卷入大规模“武斗”，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全面内战”的血腥局面。我不知道，在这样一种情势下，何处形成过让人印象深刻的“以巴黎公社为楷模的工厂、学校和机关的自治的社会实验”？我们纵然可以把当年铺天盖地的“革命大批判”和恶语相向的各种派性组织视为“公开的政治辩论、多样性的政治组织”，但这种充满语言暴力，随时会演变成身体暴力的政治文化生态，真的可能在改造旧的国家机器的理想方面，对今人产生什么有益的启示吗？

出于对马克思主张的巴黎公社原则及其共产主义理想的理解，我对汪晖等人高度肯定“文革”爆发前夕毛泽东那个“五七指示”的做法，同样也能理解。但理解归理解，问题是主张党、政、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以本行本业为主，兼学政治、文化，兼办他业，这样一种一身多任、全面发展的设想（《毛泽东给林彪同志的信》，1966年5月7日），毛泽东1958年就曾经极力倡导过，结果如何呢？

汪晖的许多观点来自于马克思，自然熟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离开了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奢谈减少分工局限以利人的全面发展，只能是一种空想。以中国当年的经济发展程度，正需要大力深化经济生产的结构性分工，如何能够去设想减少或消除分工的问题？在这方面，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埃米尔·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都清楚地论证了现代社会分工的突进对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性作用［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等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12页；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189-190页］。马克思因为把分工和阶级的形成联系起来，因而注意到分工的消极作用，但他同样清楚社会分工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无可取代性，和对现代工业社会生产大发展的巨大历史意义。因此，即使是对其消极部分，即人们不得不奴隶般地服从分工，无法获得充分自由的情况，他也认为只能等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生产力发达到真正可以消除分工时，这个问题才有可能解决（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89-398，421-422页；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5页；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8，82-85，168页）。

上述说明意味着什么呢？第一，一个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如果相信第一位要解决的是经济发展的问题，那就必须要加强专业化分工，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去打破专业和分工，简单地鼓励并提倡各行各业及个人去综合发展；第二，因行业分工所带来的消极作用，只能依靠科技发展程度和生产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在达到马克思所希望的那种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时，才有可能找到取消的方法。任何不考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主观人为努力，都是不可能奏效的，甚至会对社会和经济造成破坏性后果。1958年人民公社强制推行“一大二公”和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失败及其引发的灾难，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固然可以理解毛泽东“五七指示”中那样一种设想，但是，也必须要看到他的这种设想和历史上所有那些基于农业社会生活记忆及其生产观念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类似的设想与尝试，其实是如出一辙的。不要说十六、十七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那些方案设计，就是进入工业社会初期，建设一个城乡结合、工农结合、脑体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农工商学一体的大家庭式的理想社会，法国的傅立叶、英国的欧文就都曾为之努力。二十世纪初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日本的新村主义者，也都做过类似的试验。“五四”时期的毛泽东就曾深受无政府主义和新村主义的思想影响。把毛泽东1919年12月设想过那个理想新村的蓝图（毛泽东：《学生之工作》，1919年12月1日，《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413－420页），与1958年毛泽东大批资产阶级法权，主张人民公社要“一大二公”，“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相关言论［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三）》，1958年8月21日；《接见参加全军政工会议的各军区负责同志时的讲话》，1958年12月23日；《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8年12月10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598-623页］，和1966年这个“五七指示”联系起来，不难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一直在用集体劳动自给自足那种具有农业社会生产生活特点的理念，来思考新社会建设方案问题。他这种思想情结是一以贯之的。说毛泽东有此动议，是“力图从根本上铲除官僚制得以确立的社会分工模式”，和“让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60页），恐怕是有些言过其实了。不要说1919年的毛泽东连马列的书都还没有读过，就是1958年、1966年的毛泽东，又何尝是从马克思关于“自由的人”的论说出发考虑问题的呢？一个坚持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搞一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阶级斗争，因此要最大限度地把群众组织起来，实现军事化、战斗化、集体化；一个相信必须彻底打碎国家机器，加速实现人的自由解放，让每一个人都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既不受社会分工的束缚，更不受集体的强制，这两者能够简单地混为一谈吗？

汪晖的新“历史观”还有一个常常被拥趸和批评者所忽略的特点。那就是，他的阶级斗争主张是经过修正的，和传统的主张“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主张存在明显不同。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在于，他一方面大谈重建阶级政治和阶级代表性的重要性；一方面却并不简单地主张再搞阶级斗争。

汪晖新“历史观”的一个最鲜明的观点，就是主张要重新用阶级斗争的思维逻辑来看待历史和认识现实，并且要在此基础上重建一切政治关系和重构社会冲突的理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对历史上一切阶级斗争和阶级革命都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对历史和现实中那些淡化阶级和阶级利益冲突，把阶级关系、阶级对抗偷换成经济关系、国家对抗的做法，都表示反对，并认为是“去政治化的政治”玩弄的把戏。也正是因为如此，一切汪晖主张的批评者，最反感的，就是他公开为“文革”之类的政治运动唱赞歌，和指责改革开放引入市场化、全球化，主张再搞阶级斗争，以阻止所谓“少数利益集团”操控下国家日渐“向右转变”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