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再批汪晖新“历史观”：也谈“去政治化”

对此，需要指出的是，第一，主张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并不是像作者所说的那样，是人民战争的产物。毛泽东讲得很明白：“我们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十月革命的。马克思写了那么多东西，列宁写了那么多东西嘛！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0页）多读一些马、恩、列的文章著作和欧俄革命的史书，也能了解，举凡共产党，都是靠动员群众起家的。他们从来都主张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甚至武装群众进行革命。包括不被作者看好的早期陈独秀当政时，以及被作者批评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当政时，中共中央也都同样高度重视做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并据此要求各级党部用全力开展群众运动。因此，正像汪晖自己已经注意到的，包括“群众路线”的主张和概念，最早也都是那个处在所谓转型前的中共中央提出来的（汪晖：《“后政党政治”与代表性危机》，《文化纵横》2013年第1期）。

第二，具有中国特色的这一“群众路线”，并不像作者所说的那样，是对十九至二十世纪西方代表制的某种继承或借鉴，也不意味着存在一种民众参与社会进程的体制，更不等于说群众因此就形成新的“政治主体”了。何谓“群众路线”？毛泽东讲得很清楚，这主要是指党的一种工作作风，在党的重要法宝之一“党的建设”中，它是与“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并重的一种工作方法。它的着眼点是要保持党与人民间的鱼水关系，“反对只靠少数人发号施令”和“包办代替”，强调要“听取大多数人的意见”，“发挥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并为群众着想等等（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年4月3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8-1320页；《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62-363页）。在这里，党是领导，是核心，更是群众工作的目的所在。故毛有所谓：“群众路线”必须是“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必须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等等说法（毛泽东：《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1951年5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页；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7页）。群众在这里并不具有主动性和自主性，更不是什么“政治主体”。

分析汪晖概括“群众路线”经验意义所得出的各种特点及优点，可知他虽然批评建国后“采取了一党专政与高度集权的国家结构”，造成了中共的官僚化和“去政治化”，但他并不反对现实条件下中国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他的关心主要集中在党的阶级代表性问题上。说在革命年代，透过“群众路线”、“大众性运动”等可以清楚地看到“超级政党原本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清晰的价值方向”；建国以后，随着“政党成为管理机器的一部分，其动员和监督的职能日益与国家机制同构，官僚体制的特点越来越清楚，政治性却越来越减弱或不清晰”，人们也就“难以发现工人与农民的政治与政党政治之间的有机关联”了（汪晖：《“后政党政治”与代表性危机》，《文化纵横》2013年第1期）。在他看来，只要恢复“群众路线”，党与群众“相互塑造”，即可能重现“水乳交融”，既再造一个新的政治主体——群众，再创一个“超级政党”，同时又能够使社会和政党一并保持“政治活力”。

必须指出，汪晖所谓“群众”，是建立在所谓阶级代表性基础上的“群众”。换言之，他所指望的“重建群众路线”，是相信可以借助这一革命年代的工作方式，推动政党重建工农“阶级代表性”，同时可以借机帮助工人、农民建立起具有阶级主体性和政治自主性的“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他写道：一个社会需要有“多样性的政治组织”，亦即应有“包括工会、农协和其他社会团体等广义的政治组织”。当下非政府团体表现活跃，但工人阶级或农民阶级的运动却很少能够呈现在媒体上，原因就在于工人、农民没有自主性的阶级组织（汪晖：《“后政党政治”与代表性危机》，《文化纵横》2013年第1期）。他显然认为，在革命年代，这样的组织是存在的，而且充满活力，不仅构成党的主体性，而且也对党在政治上起着纠偏的作用。只是建国后，党日渐国家化，伴随着“去政治化的政治”的泛滥和官僚权力体制自上而下的压制，这些组织才被常规性的国家权力机器吞噬了。

谈到工、农组织建国前后的变动情况，最好的一个例证自然是工会从政治性组织变成福利性组织这一重大变动了。但问题是，汪晖是不是也该对革命年代根据地条件下的农协或农会时兴时消的历史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做些考察呢？汪晖断言：土地革命建构了农民的阶级主体性，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工农联盟和统一战线，进而为现代中国政治奠定了基础。建国后“去政治化”或“去革命过程”，就“表现为工农阶级主体性的取消”（《“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汪晖教授访谈》，汪晖、许燕：《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既然如此，他是否应该问一下：为什么在政治化的过程中，在“群众路线”持续存在并发生效力的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的农会几乎也只能存在于革命或运动的一个短暂时期，一旦政权建立或运动结束，农会每每就不复存在了呢？如果建国前后工会作用的转化，意味着代表性的断裂，是“去政治化的政治”在起作用的话，那么，在革命年代农会命运的跌宕起伏又说明了什么呢？如果在那个被汪晖视为充满了成功经验的时期，“群众路线”都不能成就一个具有多样性的政治组织的社会，我们又如何指望“群众路线”的重提、重现，会带来汪所描绘的那种开放性的、非官僚化的、充满政治活力的社会愿景呢？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失望和不满，汪晖对历史上任何有助于调动群众政治积极性和激发群众革命热情，威胁并打破国家官僚制基础的事件或尝试，都抱有强烈的兴趣。

汪晖最为耿耿于怀的，就是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和国家权力结合并逐渐一体化。像已往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最感慨和遗憾的是，共产党革命成功都没有依照马克思主张的巴黎公社原则行事，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另建一个与“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不同的政治形式，一种真正的社会自治。

马克思主张的巴黎公社原则是什么？就是在国家暂时还不能废除的情况下，应该（1）废除等级授权制，在存在不同党派的条件下由普选制选出代表组成政权，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2）从政府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3）废除作为国家强力机器的常备军和警察（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导言》，1891年3月18日；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13页，第55-60页）。

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呢？这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原本不过是人们通过简单的分工建立起的特殊机关，以维护社会共同的利益。因为国家具有特殊地位和权力，在私有制条件下，国家“不但变成了巨额国债和苛捐重税的温床，不但由于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而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不相让的党派和冒险家们彼此争夺的对象，而且……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

5

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本应服务于社会的公职人员自然也就“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成了令人厌恶的官僚。因此，他们明确强调：“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革命党人夺取政权后，如果不能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即像巴黎公社那样，代之以公民自治为主的社会治理方式，杜绝人们以权谋私，升官发财的可能性，那么，即使是改换了全部统治者，这个政权也注定会“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重新凌驾于社会之上（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导言》，1891年3月18日；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14，53－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