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再批汪晖新“历史观”：也谈“去政治化”

换言之，即使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问题，第一，任何一个农业国，最初的革命通常都只能，也必须是先去创立一个汪晖所鄙视的所谓十九世纪产物的民族国家；第二，任何民族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都注定会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进而“联合起来”，创造出一个不存在民族区隔，自然也不存在所谓阶级国家的大同世界来。逻辑的结果显而易见，如果这个世界还只能制造出一个个相互独立区隔的民族国家，那么，它肯定产生不出汪晖所希望的自绝于这个世界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国家来，更不必说以农民为政治主体的无产阶级国家了。

同样的情况，在一个只能形成民族国家而非大同世界的历史时代，任何阶级都必定是民族的，并不得不服从于各自所属的民族国家利益的需要。这种集体主义的政治特色，是这个时代的条件和环境所决定的，并且不以个别人或个别政党的意志为转移。事实上，自一战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战争的蔓延以及民族自决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逐渐兴起，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即已开始空壳化，大量民族国家的诞生不仅使所有阶级都民族化、国家化了，而且导致同一阶级也因地域、行业、技术和收入等差距而日渐分化。愈是后发国家，这种情况也就愈加明显。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哪怕是掌握了政权的政党，能够真正将一国一族内的阶级在政治上成功地统合起来。因此，任何在后发的民族国家范围内革命成功的政党，不论喜欢与否，都势必要经历一个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过程。革命党必须要标示鲜明的利益代表性，通常会公开宣称自己代表受压迫的阶级、阶层或群体；而执政党却需要着眼于争取更大范围的国民的支持，通过各种方法让自己成为包含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民族的绝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代言人，进而成为这个民族国家集体利益的有效代表。

从这个意义上，“三个代表”的理论概念，包括“以人为本”的观念的提出和阐发，都明显地超越了旧式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是适合于这一转变的需要，并且顺应了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方向的，不仅不应当受到批评，而且还应该得到肯定（汪晖的批评见《“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汪晖教授访谈》，汪晖、许燕：《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等）。

如果“去政治化”是这样的历史过程，让一个受尽阶级斗争过度暴力之苦的社会，逐渐认识到民族国家整体利益的重要性，进而再逐渐认识到每一个组成这个国家的国民个人权利的重要性，那么，我肯定赞成“去政治化”，不赞成汪晖“重新政治化”的历史观点及其政治主张。“去政治化”确实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副作用，但相比“政治化”造成的更为严重的副作用来说，解决前者付出的代价总比解决后者要小得多。何况，迄今为止，人类社会中任何尝试以“政治化”消除“去政治化”的副作用的努力，不仅都是失败的，而且每每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这就更难让人有所指望。

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长程看问题，自有文字以来数千年间，已知人类社会几乎任何一种进步都是在持续的进化过程中缓慢取得的。躐等以进，动机固好，结果却多半不好，在原地踏步已是幸运中的幸运了。

汪晖等若真心向往平等、公平和进步，望再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