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再批汪晖新“历史观”：也谈“去政治化”

下面仅举两个很简单的相反的例子。

一个是抗战开始时毛对国共关系的看法。当时国共再度合作，携手抗日，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曾一度认为，应当把已经对立了十年的国民党看成同盟者，尽量与之配合，共同抗日。毛泽东自然也肯定合作的必要与意义，然而在内部还是很明确地告诫党的高级干部说：国共两党“在阶级上根本是敌人”，主张“必须坚持党的阶级的独立性与警觉性”，“防人之心不可无”（毛泽东：《关于军事外交问题的报告》，1937年8月22日）。

一个是建国后毛泽东对地主富农阶级本性的看法。1950年代初中共中央曾经通过决定，富农和地主在被剥夺土地财产之后，连续三至五年自食其力，即可摘掉地富帽子。但几年后，当一些地方先后开始为地富摘帽时，毛泽东却表示反对，并阻止了这一做法。他告诫说：“有些干部对事情不作阶级分析，不讲阶级路线，地主、富农摘掉帽子的很多。”“摘多了很危险”，“今后摘帽子要慎重，不要轻易摘。过去规定摘地主帽子一般是三、五年，现在看来，恐怕要到三十到五十年。”刘少奇还补充说明了为什么不能轻易改变地富阶级成分的原因。他指出：“苏联把地富分子赶跑了，而我们还是和地富分子在一起，如果界线划不清，就容易出问题。”（《毛泽东在各中央局同志汇报时的插话》，1960年12月27日）

很显然，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或在“文革”前的历史中，“过度暴力”现象的普遍化和常态化，并不是因为太机械于阶级划分了，恰恰是由于人们习惯于这样一种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尤其是这个所谓“过度”，或曰“扩大化”的发生，每每就是汪晖所主张的那种所谓“政治性的阶级斗争”造成的。既然汪晖自己都肯定地说：“文革”“诉诸的就是一种政治性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概念”，那么，说什么对抗性的阶级关系可以通过社会关系的改造及其阶级主体性的转化和平解决，说什么“政治性的阶级斗争”并不必然表现为阶级成员之间的暴力对抗，并不必然需要通过肉体消灭解决问题（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谁人敢信？！

汪晖坚信，这样一种与有广大工农群众参与的社会运动相结合的政治斗争乃至党内斗争传统，恰恰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创造的一种最为重要的“纠错和创新机制”。重新这样做，必定能够“纠正过去的错误”，并为新的改革方案和新的政治实践创造前提。

汪晖所以坚持要重提、重建“阶级政治”或“政治性的阶级斗争”，一个基本的逻辑判断就是：国家本身过去是，今天是，以后还会是官僚化的，且因权力与资本结合而必定是去革命化的。要想阻止革命党政治蜕变和异化，就必须要切断政党与权力之间的联系，使政党重归阶级政治的范畴；同时必须要开放社会政治空间。即通过形成更为自主的工会、农协等社会政治组织，激活群众政治参与的热情，恢复过去时代“政治斗争”、“路线斗争”、“理论斗争”、“思想斗争”和“社会运动”并举这样一种“自我革命”的政治文化形态。在他看来，中共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政治斗争总是伴随着基于阶级斗争理论思考的严肃的理论斗争和路线斗争。“正是这种政党体制内部的理论辩论和政治斗争使得政党保持内在的活力，使得政党不致在相对稳定的权力构架下变成‘去政治化的’政治组织，也使得政党能够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检验之下通过路线斗争纠正自身的错误。”他坚信，这样一种与有广大工农群众参与的社会运动相结合的政治斗争乃至党内斗争传统，恰恰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创造的一种最为重要的“纠错和创新机制”。重新这样做，必定能够“纠正过去的错误”，并为新的改革方案和新的政治实践创造前提（汪晖的“政治斗争”概念有时是负面的，但多数时候是正面的。参见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汪晖：《“后政党政治”与代表性危机》，《文化纵横》2013年第1期）。

就我个人了解的历史事实而言，经过党内的，甚至更广泛的理论争论、路线斗争来解决政党的方向道路诸问题，最早开始于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第一、第二国际时期，以后曾一度发扬于列宁、斯大林主导的俄国革命和苏联建设初期，并不是中国革命的创新。相反，由于中共成立后即处于主导着政治正确方向的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1927年以后斯大林更日渐垄断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话语权，开始将一切理论争论和路线分歧意识形态化，因此，中共党的领导人事实上几乎没有真正经历过像马、恩、列当年那样，必须要靠理论争论来影响说服党员大多数，才可能让自己的政治主张成为党的决议的情况。汪晖提到的中共从1927年到“文革”历次所谓理论分歧与政策辩论，要么并没有作为影响党的政治路线的争论而公开存在过；要么只是强势者的“理论进攻”或曰“理论批判”；要么就像作者自己所言：“由于缺乏保障这些理论和政策辩论持续和健康发展的制度条件，辩论和分歧往往以权力斗争的强制方式获得‘解决’”了，争论并未得以展开。包括在作者高度肯定的“文革”初期，所谓的“四大自由”之下又何尝存在过作者向往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讨论”呢？（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

究竟什么是中共革命最成功的经验？照汪晖的说法，关键在于“政治化”，亦即关键在于突显阶级立场并在阶级斗争观点下展开“政治斗争”、“路线斗争”、“理论斗争”、“思想斗争”乃至“社会运动”。但是，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又是怎么说的呢？1939年秋天，在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十年苏维埃革命失败，和第二次国共合作重新崛起的反复与实践之后，毛泽东对中共革命经验做过一次理论总结，归纳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他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8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5-606，613页）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不仅没有直接提到阶级斗争问题，而且还把统一战线放在了中国革命三个基本问题以及中共克敌制胜三大法宝的首位。一年之后，毛泽东在党内指示中更进一步深入批判了江西苏区时期，亦即“土地革命后期”“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极端错误政策，明确提出：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毛泽东：《论政策》，1940年1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3页）。换言之，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奠定自身稳固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以对付共同的敌人。

汪晖是否读过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呢？当然读过。他曾明白地在以前的文章讲过：“在国共斗争和抗日运动中，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法宝。”（汪晖：《“后政党政治”与代表性危机》，《文化纵横》2013年第1期）他也曾经反复谈到统一战线政策在所谓阶级主体性转化问题上可能发生的重要效用。只是，和他希望突出强调作为“重建阶级政治”的工具性概念的“群众路线”问题相比，他对毛泽东的这一经验概括显得有所保留。他在谈抗美援朝战争一文中借抗美援朝战争宣传“人民战争”，借“人民战争”宣传“群众路线”，至于“统一战线”这一对广义上的“人民战争”最具实际意义的问题，反而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按照汪晖对中共革命克敌制胜的主要经验的理解，毛泽东的三大法宝变成了“武装斗争，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更是排到第三位去了（汪晖：《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抗美援朝战争》，《文化纵横》2013年第6期）。就中共革命历史上的成败而言，究竟是汪晖概括的经验对呢，还是毛泽东总结的经验更靠谱？

毛泽东强调统一战线的政策及策略对中共革命具有头等重要的价值，有没有道理？对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下面两张简略的图表，就会得出一些感性的认识了（见表一、表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