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创作思想历程 详解书中人物“个性和感情”

这一晦暗的思想在《倚天屠龙记》中，只被揭开一只角，残酷的现实世界只作偶尔闪现就立时隐退，张无忌又被拉回到私人的情感纠纷中，一个难说结局的爱情故事。出于对童话气氛的爱心，象周芷若这样的人也被勉强地从污浊卑鄙中拉回来，全书还是以颇有喜剧色彩的结尾结束。但是还是有疑问，书中写张无忌将教主之位传于杨逍，朱元璋羽翼已成，后来杨逍“老朽德薄，已万万不能与他争教主之位了”。书中又写朱元璋登基后反大杀明教功臣，那么在这场权位争斗中，杨逍有没有被害?我初读此书时就有了隐隐的疑问，怎么样都无法确定，看来小说作者是有意模糊。杨逍的个性在刻划上虽过于草率，似乎只是一个武功高强的普通教众，但是因为有与纪晓芙的爱情，也是作者钟爱的人物之一，不忍心让他死在无赖朱元璋手里。新出炉的香港同名电视连续剧在结尾处有很大改动，张无忌与赵敏都受到朱元璋的陷害，杨逍被受尽利用然后毒死，惨不堪言，将电视剧与原作相比一下，即可明白“商业化”的含义。即便是在金庸创作达到最现实最成熟的时期，也不会写出这样的结局来。我小时候读“农夫与蛇”的故事：农夫以身子暖冻僵的蛇，蛇醒时反咬了农夫一口，农夫临死叹息，原来蛇是不应该救的。打小想起这故事我就觉得不舒服，至今仍不以为然，虽然是处世的至理。金庸在他的小说中不断扩展恶的势力，甚至到后来心肠越来越硬，使萧峰自绝、刘正风曲洋惨遭灭门；但是丑恶绝对不会将善良吞噬得一干二净。萧峰是自杀的，刘曲二人留下了《笑傲江湖曲》并有令狐冲延嗣。其他如丁典虽死，，还有狄云继承遗志；胡一刀被害，还有儿子胡斐；陈近南被害，害他的人也没有好下场。善的精神始终屹立不倒，也永远不倒。这才是金庸十数年间坚持着的理想与美的精神。

接下来就要说到《天龙八部》了。这部武侠小说中有名的经典之作被许多人视为金庸作品中最“好看”的作品，无疑仅趣味性而言是15部小说中最强的一部。本书充分发挥作者在武学、佛学、棋道、花道、历史、政治、人性、爱情、命运；机遇、人道各方面的知识与才能，人物既多又各各性格鲜明，情节线索繁复又有条不紊，结构绵实丰富，技巧接近圆熟。主角段誉与虚竹的遭遇有很强的机遇性，充满机趣的幽默。慕容复与游坦之的命运却取决于他们不同的人生观点和人生态度。其它无论四大恶人、逍遥派三大高手、段正淳及他的一干妻子情人等等人的故事主要还是体现出通俗小说的趣味娱乐性。只有萧峰是个例外，他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他身边的人。

当萧峰刚出场时，借着段誉的眼光，已给他打上了“英雄”的标记，但是他在读者心中真正成为英雄，却是从他承受一连串命运的打击开始的。杏子林中萧峰是契丹人的身世被揭穿，他被逐出丐帮。很快阴差阳错地背上冤案，身不由己地卷入到聚贤庄的厮杀中，最惨的是为了访明身世真相中了马夫人的奸计，误杀了心上人阿朱。为了完成阿朱的嘱托照顾她的妹妹阿紫，两人一齐来到北方，无意中多次相救辽王，被封南院大王。可是辽王命令南院大王必须南征大宋，萧峰不从苦苦劝谏，辽王反生疑忌，用计使阿紫骗萧峰喝下毒酒，萧峰被辽王抓住。中原武林闻讯以为萧峰此举证实他绝不可能是契丹人，便同段誉虚竹一行带人攻打上京救出萧峰至雁门关；雁门关宋国守军却拒不开门，辽王率大军追至关外，虚竹段誉在十万军马中将辽王擒获，萧峰逼他立誓赎身，辽王只得当众宣誓终其一生不许一兵一卒越过宋辽疆界。辽王讥刺他可去向大宋皇帝邀功，萧峰朗声说自己身为契丹人，今日威迫陛下，成为契丹的大罪人，“今后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于是“拾起地下的两截断箭，内功运处，双臂一回，噗的一声，插入了自己的心口。”

萧峰的用意在今人看来十分简单。他只是想阻止宋辽双方开战，以免兵凶战危、生灵涂炭，他只是想提倡人道的和平，呼吁停战。如果大宋领兵北伐契丹，他也定当一力阻止，可叹中原群豪认定反对辽王向大宋开战的人不可能是契丹人，所以倾巢来救他们的“同胞”；萧峰死后汉人仍不愿相信他是契丹人，还有人以为他是学会了所谓大宋的“大仁大义”又自觉愧对家乡父老而自刎的契丹人。总之包括辽王耶律洪基在内，人人都不能理解一个名位既高、武功才干又顶尖的人物不为图名图利而叛国，又无任何强迫而自杀。萧峰死后胜利果实被宋国官僚皇帝所剽窃，他没有得到这个世界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承认。所谓英雄寂寞、壮士悲歌，一个真正的清醒者在污浊之世是无以容身的，譬如布鲁诺宣布出宇宙间的真理，他被需要利用愚蛮来控制人民的统治者们绑在鲜花广场焚烧。然而童话作家金庸没有让世界去杀害他，却让他自己选择了死亡，这样的结局点出忠君思想的历史限制，更主要是因为千古艰难唯一死，决断的自杀将他的人格力量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只能是这样，不能让这充满愚昧的野蛮的世界来吞噬他。

从萧峰的故事中，同时又看到作者本人对早期陈家洛时代民族思想的否定。由于一些外族人的入侵，或者一些异族人的落后而产生的血统思想是不正确的，人性的好坏，世事的取舍不能因人的民族血统而论，象萧峰这样的大英雄就是契丹人。《天龙八部》中历史局限下敌对国双方的民族偏见十分严重，汉人一旦风闻萧峰是契丹人，就立即认定他是“大奸大恶之徒”，很快集合计谋擒杀他，废去他的帮主之位。待到萧峰背上杀父杀母杀师的冤案，汉人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集合起来，在聚贤庄进行聚歼。冤案不是主因，他的血统才是引发他们愤怒的根本关键。这是历史的悲剧，集中体现在一个人命运的悲剧上。而在这种历史性的人物悲剧命运之上，更体现出一种对历史本身的悲剧意味的发掘。小说末尾处一心想做大燕皇帝的慕容复发了疯，戴着纸做的高冠坐在土坟上，命令小孩子们对自己山呼万岁，凄清的感慨中有些许象征意昧。这纸做的高冠与土坟的宝座，让我想起《红楼梦》中妙玉的座右铭：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帝王将相、王图霸业，到头来还不是尽归尘土。萧峰之死惊天动地的一响之后，只余下几声淡淡的凄凉的回音。

(三)

写作此文时我深切地感受到，以我这样的对小说的感觉，如果单单只看完萧峰的故事，绝对想象不出作家还能有什么样的突破----恐怕这就是庸才与天才的区别。在《天龙八部》完成以后的数年内，金庸小说无论从哲学意味还是生活体验，或者历史批判、人性刻划的各种不同的层次上皆有各自的突破。我不知道《白马啸西风》与《鸳鸯刀》写作于何时，从风格与技巧看应属1959年以后的作品之列；一个重情，一个写趣，都是中篇佳作。《自马啸西风》中肯定地强调了民族平等的观念，但还没有上升到对“民族血统论”批判的地步，想来与《天龙八部》写作期相距不远。这里将重点讨论一下《侠客行》、《笑傲江湖》与《鹿鼎记》这三部鼎盛之作所代表的成熟时期的金庸的三个方面的写作思想。

读者们也许会奇怪，在创作了《天龙八部》这部历史感、人生感十分苍凉的小说之后，怎么会有《侠客行》这样奇怪的转变?本书＜后记＞中强调写作目的主要是为了体现石清夫妇的爱子之心，虽然与哲学性的主题发展相比，石清夫妇与儿子的感情戏比重不大，但可以肯定，在写作《侠客行》的前几年，金庸的人伦生活发生了重要变故。1977年金庸替《倚天屠龙记》补作后记，特别指出小说中张三丰见爱徒惨死，谢逊听说张无忌死讯时的伤痛描写太浅薄，强调“只因那时候我还不明白”。此书中描写粗陋之处很多，为什么单单指出这两处?又为什么用这样沉痛的悔悟语气?为什么1965年完成《侠客行》石清对儿子的爱护心理描写之时，“泪水再次打湿了稿纸”?显然在写作《倚》之后，《侠》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他对父子人伦的体验有了大大的变故，很可能是一次极大的创伤。由于本书独特的哲学意味、故事趣味的笼罩，这种人伦之情的表现力还是体现得不够充分，但至少是很成功的感情戏。本书中几乎不存在正式的爱情描写，石清夫妇的爱子之心就是感情的重头戏了。就我所见，以后金庸又成功地描写了《鹿鼎记》中陈近南与韦小宝的父子情谊，这对师徒之间深挚

的感情同韦小宝与康熙名为君臣、实为兄弟的情谊一样填补了正式爱情的空白。

不过《侠客行》表面上还是呈现出极强的单纯的趣味，这是一部充满童趣和谐趣、充满作者幽默智慧的杰作，除石破天外很多人都继承了南海鄂神夸张的意趣。如果要证实作者的哲学性用义，最明显的论据就是结尾。当石破天发觉将自己养大的母亲并不是自己母亲时，茫然自问：“我是谁?”全文在这突兀的发问中嘎然而止，仿佛带着些空空洞洞令人茫然的回音。八年前西毒欧阳锋遗留下的问题重新提出。不管历史发展到哪一个阶段，人类总摆脱不了一个最原始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将到哪里去?在《侠客行》这个被漫画了的世界里，金庸同样产生了对自我位置的迷失与反省。不过这一自省在最后的一句发问之前，并未见任何酝酿的铺陈或准备，可见如西毒发疯时的疑问一样，仍属一时兴起没有明确见地的疑惑。这一句古老的命题在此处结尾就显得过于突兀、沉重，与全书用轻松笔调反讽谈化人生的写作风格不相适应。

作者在全书中采用的手法主要是反讽，在如同一张白纸般单纯的石破天眼中，这个世界自寻烦恼无事生非，莫明其妙。我很惊奇地发现一旦反讽手法与神话结构相结合，会产生怎样强烈的启发效果。在石破天眼前呈现的，实则是一个满地狼藉、丑态百出的世界，只不过丑恶被淡化了，文字描写一反往常的丰满绵实而以疏谈平和的节奏出现，淡淡的禅机微微闪现。譬如这样一些人的难以理解的人生观，丁不三：“良心好的人便是傻子，便是白痴，白痴就是该死。”又如叮叮当当：“他见到美貌姑娘居然不会轻薄调戏，哪还像个男子汉大丈夫?我真嫁了这么个规规矩矩的呆木头，做人有甚么乐趣?”世人的人生观一般不会夸张到这个地步，可是的确有某一种人生观的影子。在对世界一无所知的石破天看来，一切世人世态都显示出多余的自寻烦恼，作茧自缚。为什么那么爱面子?为什么要讲虚假的礼节?为什么要无缘无故杀人?为什么要处处留心?为什么别人会以为他是坏人?他只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旁人却总以为是反话。为什么要有仇恨?为什么因恨而自毁?为什么人总是忽喜忽怒，心地难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