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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创作思想历程 详解书中人物“个性和感情”


来源:凤凰网文化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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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许多有成就的小说家一样,金庸的武侠创作也有个渐进的过程,不仅在于技巧的磨练,也在于小说的表现主题不断的进步。总结一下对于金庸爱情描写的看法,就是注重性格决定命运的规律,用个性的力度体现爱情的力量,用个性的层次体现爱情的内涵。

那些没有为情而殉身的年轻人,虽然在个性的力度上有所减弱,在个性的层次拓展上却也有丰富的内涵。尤其许多单恋环节中的痴情少女如《白马啸西风》中李文秀,《笑傲江湖》中仪琳等人都温柔而倔强地专注于一个对象。她们都是很可亲可爱的形象。又有一些少妇类型的女子并没有打算为感情而牺牲,却不幸成为尔虞我诈的争斗圈套的牺牲品,与她们有类似性格的女性或许会同情她们。比如《连诚诀》中的戚劳,为保全夫妻的情义去救出恶毒的丈夫,反被丈夫插了一刀,临终喃喃“一日夫妻百日思”,又如《飞狐外传》中马春花误服毒药,弥留时仍惦念着置她于不顾的福康安。这些都是中国妇女传统心理的体现。最典型的要数《笑傲江湖》中的岳灵珊,被凶狠的丈夫狠插了一刀后,仍恳求师兄今后照顾好她的丈夫,并唱起丈夫从前教她的山歌。实际上她从未与林平之做过真正的夫妻,竟然也会有这种典型的少妇心态。仔细想来,与她性格中的争强好胜也有关系,不愿承认自己的爱人完全不把她放在心上,宁可让自己相信这是一次失手,将这虚幻的爱情维持到最后。

强调发掘人物的个性以体现各种爱情丰富的内涵,这一点在《倚天屠龙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倚天屠龙记》主要书写两代人的悲欢离合,两代人不同的遭遇与人生观,不同的命运结局,更多的是爱情遭遇的对比。张翠山于患难中娶曾经作恶的邪教教女为妻,10年后回乡发觉妻子是陷害义兄的元凶,在激烈的冲动与矛盾中拔刀自刎。妻子殷素素也自杀殉夫。此后他们儿子张无忌的故事占去了小说四分之三的篇幅。张无忌一开始在四个女子中打转,经历了种种磨难坎坷之后,他发觉自己喜欢的是汉人痛恨的鞑子亲王的女儿,他的情意坦坦然然地归属于赵敏。除张氏父子以外,纪晓芙与杨不悔母女的恋爱经历虽然是略写,但对比反差同样地强烈。纪晓芙被迫失身于魔教光明左使杨逍,又爱上了他,但为了遵守礼教门规,从爱人身边逃了出去,却撞上逼自己去害杨逍的师父,不屈而被杀。女儿杨不悔爱上了母亲的前任未婚夫,却大胆地提出来,冲破世俗成见,最后与殷梨亭结为美满抗俪。

如果说,金庸试图以下一代人的坦荡、开放、随和与勇敢否定上一代人在种种道义教条束缚下过于沉重的人生思想,那么这一项用意是不甚成功的。因为张翠山与纪晓芙的殒身体现了他们的刚毅的人格力量,在矛盾中激发出的性格悲剧动人的光辉。而张无忌性格上的浑浊导致了整个故事的失色,杨不悔单一的性格也不及其母有更深的内涵。虽然张无忌的五角恋爱故事比起张翠山来篇幅长了数倍,但仅这四种少男少女初恋类型的故事,完全抵不上那纪晓芙所谓“不悔”的惊天动地爱情力量的一半。机敏能干的赵敏之所以喜欢张无忌,开始于张元忌脱下她袜子搔脚底心逼讨解药,又握住她的脚套上袜子时,一个骄傲的少女初次与异性肌肤相接,有了所谓“青春期的萌动”,是初恋中最单纯的一种类型,殷素素爱的张无忌也只是一种虚幻的偶像,也象如今喜欢“追星”的少男少女们一样。周芷若不用说,虚荣心与占有欲占了主导地位。小昭是典型的感恩。这些经过武侠夸张的爱情故事都是生活中常见的事例,颇有教育意义,然而并不动人。我曾仔细分析过金庸笔下的爱情是以突出个性,尤其是有力度的个性来体现的,张无忌等五人虽然性格各异,毕竟张无忌与赵敏都缺乏内涵。他们的搭配也不适当,赵敏就象是《红楼梦》里的探春,很难想象竟会恋爱。所以爱情就缺乏动人的光彩。下一代人的故事虽然比上一代人丰富,却比上一代人黯淡很多,浑浊很多。当然也有技巧不到的原因,比如杨逍杨不悔父女的塑造明显有敷衍。主要还是个性的力度体现不够的原因。《笑傲江湖》中爱情描写细致人微,深人到层层心理活动中,但由于岳灵珊本人性格上有极大缺陷,令狐冲对她的激烈相思就引不起读者共鸣。至少缺乏可信度。我这么想着,未必读者都这么想,大概很多人还是喜欢欣赏万花筒一般多变的趣味意义,不太重视情感上的震撼力,对张无忌与四个少女的感情纠葛也许反倒觉得有趣。金庸在<后记>中注明这样的爱情故事可能更“现实”一些,有些读者就喜欢接受现实的东西。

总结一下对于金庸爱情描写的看法,就是注重性格决定命运的规律,用个性的力度体现爱情的力量,用个性的层次体现爱情的内涵。面对面的爱情描写最难,就是曹雪芹老夫子,也是在逝世前不久才写成所有宝黛的场面。写爱情出名的中国作家不少,一些女作家们拼命夸张男性欲疯狂的激情,是出于女性一厢情愿的虚荣心;古龙将男人随心所欲的性能力渗透在男女关系中,同样是出于男性自大的想象力。金庸是曹雪芹以外少数最好的言情家之一。除了一些以趣味为主的爱情故事,在所有正式的爱情中,为情所困的人大都体现出他们作为人的尊严与独立,做出自己的选择。他们也绝对没有沾上现实的俗气。从历史的现实条件来看,女子要守住贞操,男子绝无禁欲的道理。像《天龙八部》中大理王子段誉,19岁从未亲吻过女子,很难让人相信。胡斐、郭靖等少年人还罢了,象萧峰、陈家洛这样的大帮会首领,虽有门规帮规,只是严禁奸淫,宿娼娶妻天经地义。何况古时婚姻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使父母双亡,也须门当户对,自由恋爱的可能性很小。之所以有意抹去这种历史性人物的世俗特征,是为了维护爱情童话的纯洁性,维护童话人物的更高尊严。武侠小说在金庸手中成为真正意义的“成年人的童话”,启发成年人的趣味和思想,人性在尽可能向深刻现实靠拢时不忘维护主人公的纯洁。

《飞狐外传》讲述的是胡斐的人生故事,其他人苗人风或马春花,都有各自的不幸。这一段人生历程中,一切历史的、政治的人生的各种思想都被推得很远。少年时代纯情美好而又悲伤的缅怀,就象陶然亭旁余鱼同的笛声,陈家洛的吟诗,这样伤感而温馨。《倚天屠龙记》虽有更多连环套的感情故事,其含义却不止人生的感触。我们看到在两代人对比的经历中,上一代张翠山因娶了一个代表“邪教”的人物殷素素为妻,而直接导致了他的死亡;下一代张无忌不计世俗舆论与普天下汉人都痛恨的鞑子郡主结好,由于他随和的人生态度,并没有什么悲剧发生。这就有一种教育性的寓言在向我们暗示,所谓的正邪之分、是非观念在帮派之争中往往只是一张招牌,一个借口,是不值得过于激烈地坚持的,何况往往世俗所谓正人君子所攻击的“邪魔外道”,却有纯良挚朴的天性。看过《倚天屠龙记》这本书的,都会觉得谢逊、杨逍、韦一笑这干被中原正道武林称为“魔教”的教众,比之灭绝师太等所谓正派人士要可爱得多。其实象谢逊、韦一笑这类人,倘若处在现代社会,不是被关入高规格的精神病院,也要送上刑场,而在小说书里却是被世俗冤屈了的正面角色。也是金庸在《连城诀》中那种对道貌岸然世俗社会的余怒未消,一直延续到此书中统统将正统门派描写得虚伪卑劣,而受尽他们诽谤的“魔教”人众各各真挚果敢,豪气干云。这是明确的对正统文化的批判,但还是落人了非此即彼的圈套。一直到几年后写出《笑傲江湖》,无论正派魔教,都存在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这时金庸的思想观念才日臻成熟。

由谢逊、韦一笑等人的为恶而不恶的价值标准来看,金庸在《神雕侠侣》中感到迷悯的善恶之分已有了明确的轮廓。1959年是个分水岭,这一年之前善与恶的标准取决于道德或礼教,而道德与礼教注重行为意义的划分。1959年以后,披着道貌岸然外衣的侠土们丑态毕露,以此证实了礼教道德的虚伪与可笑。善与恶的意义区分转移到人性的本质上:那些为虚荣的物欲、权欲、名利欲所驱使的显示出虚伪和卑劣人性的现象,才是鞭挞的对象,而传统的礼教或道德标准,似乎只保留在了人伦亲情、男女关系上。因此象《天龙八部》中南海鄂神、《笑傲江湖》中田伯光,虽怙恶不悛,却实在不是恶人。相对于自命君子的卑鄙小人,这些不懂欺骗与虚伪的罪犯有着理直气壮的可爱。当然现实社会中的罪犯心地不大可能如此纯良,之所以这样写,金庸对丑恶人性、虚伪风气的痛恨已经到了产生逆反心理的地步。一直到最后的杰作《鹿鼎记》出台,金庸才从这种愤激思想中摆脱出来,笔下的人物无论跳梁小丑还是英雄好汉,都各个遵从他们自身价值观下命运的发展,人物真正走上客观现实、生动有机的轨道。

《倚天屠龙记》的结尾处,张无忌落入朱元璋的圈套,受到激将而退隐,然后又回到他所处的同赵敏与周芷若的纠葛之中。同全书浪漫的情节风格相比,朱元璋的阴谋显得触目惊心。由于过往的主人公要么象郭靖一样与国共存亡,要么象陈家洛因政治观念本身有问题而失败,要么象袁承志、杨过、狄云自动选择退隐,即便胡一刀被害,也有很大的偶然性。象张无忌这样彻头彻尾地上了坏蛋一辈子的当又无处倾诉,绝对是第一次。这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说,这些为国立身处命的大英雄、大侠士是不可能被容于恶俗的人世间的;陈家洛、袁崇焕时代仅凭热血义气就能召唤起无数同志的时代已经过去,满腔热血的侠士越来越孤独。这种孤独发展到后来,就是萧峰的顶天立地,绝世悲凉。在萧峰以后就再也没有英雄出现了,石破天、令狐冲、韦小宝都是不同类型的隐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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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吕美静]

标签:金庸笔下 延嗣 金庸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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