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创作思想历程 详解书中人物“个性和感情”

然而对于通俗性的武侠小说读者来说，毕竟只惯于接受表面的启发，过分抑制性的主题同阅读趣味不适应。何况本书写作中纯娱乐性的动机与现实意昧的冲突也很明显。比如为了掩盖岳不群的嫌疑因素，令狐冲对岳不群的态度总过于盲从敬仰，甚至迂腐，这直接导致了令狐冲形象的削弱；又如前文所提过于草率地使一群人互拼而亡。这样无论娱乐和写实两种动机都被削弱。我以为这一点失败是金庸反思自己写作方式的最好理由。在接下来最后一部的长篇创作中，金庸终于找到了反映他对外部世界的看法的最好方式，弥补了理想意义与现实意昧冲突的遗憾，这就是：讽刺。

韦小宝是在卑劣世俗的生活中成长起来的无赖，他的成功发迹与全身以退对于他所处的历史是再尖刻不过的讽刺。用一个不甚恰当的比喻，就是以毒攻毒，用一个人精来对世俗进行游戏玩弄，把对历史与现实的批判提高到俯视的境界。《鹿鼎记》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杰作，一个从妓院长大的无赖，在皇宫、官场、军队、帮会、邪教、外国、民间、寺庙等各种势力围内，处处转圜自如、如履平地步步高升。所仗的主要是马屁功、说谎功、戏文知识和做戏才能，他善于收买人心、挑拨离间，关键时有赌徒性格推波助澜。此人除了念及义气以外，好色好财好赌好赖好下流，每每贼忒嘻嘻无往不利。在这部杰作中，金庸史无前例地塑造出这样一个精灵，完全充分地表达了他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积压多年的看法。

如果对题材的表现力不够充分，没有可信度，那么讽刺就会掉价，变成浅薄的骂人。我们从这部小说中感受到金庸惊人的对题材的识见力和表现力。韦小宝这些妙不可言的法门在各处都行得通。甚至官方的一套拿到帮派教会中也行得通，表明中国的封建文明表面统治秩序的虚伪与腐朽。而各政治势力内部的你争我斗，尤其以神龙教为典型的内讧局面，证明中国政治传统性格中的窝里斗已经是深入骨髓的恶疾。其他附带的如民族血统论之大言凿凿，皇室正统论之声嘶夺理，看来仅是政治集团夺权的借口。甚至中国妇女骨子里的卑微奴性，象双儿本来就甘做奴才，倒也罢了，如苏荃、方怡，阿珂原先是如何的强硬，仅因韦小宝一次无赖的同床强奸就屈服了，这些女人们象宋江一样，终究是奴才。幸亏韦小宝虽是无赖，真正的心地却十分纯良，否则这些侠女们真不知要掉

多少价。

韦小宝武艺低微，高超武功在他眼里远不及赌博可爱，所有武艺高强之人在他的成功人生面前都是失败者，很能表明金庸对过去数十年的武侠神话的反省甚至否定。韦小宝也不识字，堂堂正正的所谓侠义道精神，也全不及无赖的手段管用。这既是对现实的回归，也是对现实的批判。金庸发掘积蓄多年的历史观念、文化观念、道德观念在这部小说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不复有前一部《笑傲江湖》矛盾的隐晦。技巧上也达到顶峰，结构布局庞大有机，合拍合缝，视角开阔，展然有序。

小说第一回父女谈论文字狱，吕留良详细解释“人为鼎镬，我为麋鹿”的意义，“鼎”即“问

鼎中原”之鼎，“鹿”即“鹿死谁手”之鹿，通部《鹿鼎记》取名取材皆由此而来。这第一回几乎成为故事情节的总纲。因为是本书最主要的题材，我就将这些政治集团相互间和内部争斗的情形稍加分析。主要有以天地会一于人为代表的汉人集团企图恢复江山的汉字旗号，公然以正义的名义同满清皇室进行政治的对峙与斗争。另外几个集团是，吴三桂的卖国集团，一味只求私欲，卖一次国不算还要再卖第二次；神龙教集团一心争雄天下分一杯羹，这邪教以内讧自相残杀了结。西藏、蒙古，罗刹国虽也有侵吞中原的野心，不过不太重要，很快为韦小宝说降。实际上真正势力最大的还是欲图反清复明的汉人集团，但由于汉人内部的四分五裂和目光短浅，致使他们在与满清的对峙争斗中越来越落下风。韦小宝刚接触天地会时，青木堂中人在英烈们的灵台前几乎为争做香主争执起来----这同早期陈家洛顺利地据义父遗命当上总舵主是个对照。然后韦小宝又发现天地会与同样竖着反清复明旗号，“江湖上人人敬仰”的沐王府好汉有着多年的宿怨，追溯到十几年前，两派人马为各自拥护自己的所谓真命天子曾进行血战。天地会的徐天川与沐王府白氏兄弟为争论这“大义之所在”而火拼。而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的上司延平郡王府内更是兄弟阋墙，母子失和，陈近南数次逃过郑克爽、冯锡范的暗算，最终仍惨遭杀害，郑氏大公子也被暗杀。这样的势力集团再庞大也终有一天自我灭亡。对于这种中国人的劣根性，最强的讽刺却体现在罗刹国，韦小宝这不学无术的小无赖仅用在中国人人皆知的一丁点皮毛知识，就使苏菲亚公主顺利掌握了罗刹的军政大权。所谓“中国立国数千年，争夺皇帝权位、造反斫杀，经验之丰，举世无与伦比”真是警世妙句，我没见过有谁这样真实深刻地写出中国人一盘散沙的局面。最妙的是神龙教的描写了。在所有政治集团中唯有神龙教是明确的杜撰，虽然金庸曾强调他的小说并不影射什么，我还是觉得可能是多少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刺激。历史上没哪一个朝代哪一个集团如神龙教这样的青眼娃娃兵，娃娃兵们手举刀剑高呼“寿与天齐”，与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们高举语录呼喊“万寿无疆”，足有七分神似。神龙教中阿谀自大、又人人自危的政治风气，与文化大革命也很相近。本书最初创作时就是因为受到了文革的强烈刺激。但是象神龙教主洪安通这样的作为在历史上却并不鲜见，刘邦、朱元璋都是如此这般坐稳龙椅的。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是中国政治的经典。大肆诛戮“老兄弟”等同于刘邦们的大杀开国功臣，只是洪安通将行动发动得过早了些，刘邦朱元璋都是平定天下做了皇帝后才动手“清君侧”，所以洪安通只是个失败的反贼，虽然武功高强，还是死于火拼。

本书对权力、政治渗透下的中国文化进行了明如洞烛的体察。在韦小宝眼中，皇宫与妓院没什么不同，只不过更富丽些；而他从小在妓院中学到的权术知识如威逼贿赂、马屁说谎等在各上、中、下阶层都无试不爽，表明封建权力网络的虚荣风气已渗透到每个角落。天地会一干人商量如何反清复明时，他只想着赌钱唱曲；官筵上人人道貌岸然觥筹交错时，他提出唱淫秽小调“十八摸”，这都是对传统正统文化痛快的讽刺。

但是书中并未将韦小宝写成真正的无赖。小说末尾顾炎武等当世大儒劝韦小宝做汉人皇帝，这真是惊人的讽刺，仔细一想，也不全无道理。韦小宝从杀史松起，杀小桂子、杀鳖拜、杀四太监、杀董金桂、杀瑞栋，其时气候初成已显一代少年枭雄本色。这样鬼精灵的人才，在相应环境下再熏陶几年，做某个政治集团的首领完全有可能。比如刘邦除了任人为贤，无赖狠毒外就什么也不会，照样做了开国皇帝。为什么不把韦小宝塑造成刘邦一样的大无赖?难道这样一来批判的力度不会更加沉重深刻?

韦小宝虽有无赖的习气，但在他的人生观中，最最重要的还是讲义气。为了报答康熙的知通之恩，陈近南的慈爱之情，不借以身相救，什么满汉之分，什么忠君之义都是分文不值的，别人待你好，你也必待别人好。同义气相比，一切酒色财气、权势礼教都是无可无不可的东西。这样一来，韦小宝的本性中呈现出同令狐冲相同的至情至性、自由洒脱。他的本质意义也还是一个隐士。换作旁人有韦小宝这样的飞黄腾达，在权势场中熏得多了，用不着顾炎武等人来劝，或者早就动了做皇帝的念头。金庸之所以让韦小宝保持纯良洒脱、真情至诚的天性，是因为让一个有善的本性的人去游戏人间，完全对俗世的嘲弄，仍能保持小说真善美的精神气质，保持小说“童话”的理想气质。

所以《鹿鼎记》的讽刺风格实则是高尚的。《金瓶梅》在写作中反映出作者对丑恶世态既夸大又羡慕的心理；晚清文人因不得志而著谴责小说骂人，这些都不能与《鹿鼎记》相比。鲁迅对待中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虽没有这样强烈的感情，但是《鹿鼎记》的写作风格怨而不怒，讽而不讥，文辞构思，畅快淋漓，其间表现出作者对中国人的爱心之厚，责心之切，仅以讽刺小说而言，我认为足以与《儒林外史》、《阿Q正传》作鼎足观。此外它还是很好的历史小说与通俗小说。作者的武侠创作就此书而止，读者也无所憾了。

总结一下，金庸武侠创作从1955年起大致可分三个时期：1959年前后，创作思想和艺术成就的跨度很大，这一年之前的小说强调救世思想，生活中遵守正统文化的道义要求，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大义而处世；从1959年《雪山飞狐》开始，作品的批判性加强，时时流露出作者对中国文化中虚荣和虚伪习气的深恶痛绝，对丑恶人性的憎恨，并意识到善良正义所处的困境，爱情描写步人黄金时期，彻底反省早期不甚成熟的民族观念；1965年至1972年《侠客行》、《笑傲江湖》、《鹿鼎记》分别采用反讽、隐喻、讽刺等手法，对生活、政治、历史做进一步深刻现实的描绘与反省，对人性和历史的没落进行深刻的剖析和批判；同时这三部作品反映出作者已经从过于人世的人生观中摆脱出来，在对繁琐喧嚣、互动干戈的外部世界的观测中，寻求、发掘健康与活泼、朴索与自由的人生。在十几年的所有作品中，金庸始终不忘真善美的意义，高悬纯洁与美的童话精神。通俗小说的趣味意义在这一系列本质思想与神话结构的结合过程中被发挥得尽善尽美。总体上就象金庸自己所讲的那样，后面的比前面的写得好，长的比短的好，世界观也在一年一年地进步。写到此叫声惭愧，因为机缘所限没能看到金庸的最后一部短篇《越女剑》，却给文章取了这么托大的题目，未免不尽不实。至少在这篇也许过长了的评论中，我证实了金庸的武侠小说绝对不仅仅是通俗意义的小说。喜爱金庸、理解金庸的读者早已将他的名字永久地扎根在心里了，相信总有一天，世人会象承认安徒生一样，承认中国的金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