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对话凤凰网《年代访》文字实录

农民被当作符号存在 漂泊状态会产生疏离

凤凰网文化：而且您还提出过一个概念，就是进城农民的风景化。

梁鸿：对，我是觉得就是我们经常会在电视里面看到各种各样的塑造，我在后记里面提的，因为我对这个感觉是特别深切的，我们经常看到这个比如说矿难，呼天抢地的呼喊，然后发钱的赶紧下跪跪谢，要么就是开胸验肺，但是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其实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符号的存在，我们并没有把他们作为一个活生生的鲜活的血淋淋的一个人的存在，我们总是感叹一番，甚至流两滴眼泪然后走了，因为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是另外一个风景的人，我们好像隔着玻璃在看那一段人生、那一种人生，跟我们毫无关系，那种痛感是不真切的。所以我就特别想通过我的这个“进梁庄”，通过我的这样一种书写能够把这个痛真切的让你感知到他们是那样的痛、他们是那样的乐、他们是那样的悲，就是让你真真切切地感觉到那种最最个体的、最最细微的那种感觉，你看的不是风景，你看的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人不是农民工，因为农民工我们已经把它阶层化了、已经把它符号化了，他是一个人。而打破这种成见我觉得是非常难的其实，因为我们的生活确实这个差距这种分裂，中国生活的分裂是非常大的，我们确实是对面不相识的，你一点都不知道他的状况，你一点不了解他的内心，我们也不愿意去了解，因为跟我们没有关系。

凤凰网文化：尝试对农民打开，他可能更多的人际关系等等还在老家、还在村子里，但是我在读您的书当中，您写到之前准备--就是寻找这些人的联系方式、电话号码的时候碰上一个困难，他们可能频繁地换号码，然后他们换完号码之后又不去通知以前的那些联系人，甚至包括他们的家人，也就是家人都联系不到他们，从这儿好像又看到他们可能对于自己原本的那些人际圈子似乎自己也不是那么的去刻意地维护它，去继续把它维持下去。

梁鸿：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首先他们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在意，因为他们转换得太快了，可能他在郑州待两个月他跑到广州了，可能在广州他待了一个月他跑到东莞了，所以变化太快了，他没有必要通知，就是还没有必要来得及去寄他都已经走了，所以他短暂时间他是不会跟家人说的。那么另外对于家人来说是相对安定的存在，他不会说是我今天换电话跟你说一下，明天又换一下又说一下，他可能会给家里打电话，但如果他是一个流动状态他不会说你就一定要把这电话记住，我在这要待多长多长时间。

反过来我觉得也恰恰证明了农民在城市，尤其青年农民，流动性是非常大的，非常非常大，快到你根本想象不出来的那个快，那么一个月肯定就换好几个电话，那么换一个扔一个、换一个扔一个。那么为什么呢？因为那种结构都是不安定的，尤其是他们工厂的朋友，那种都是不安定的，可能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很快就走了，就是跟着自己的老乡走了，所以他们彼此之间那种友谊是非常短暂的，或者说是不深刻的。

那么这也就反映了实际上农民那种漂泊感，或者说漂泊的状态，那么他跟自己的家人其实有的时候也觉得没有必要，那么既然这么快了，下一次等到待的时候长了再跟家里说一下。当然里面也包含的某种疏离，肯定也是有疏离的，就是那个城镇的迅速的变化使得他对心情的这种东西他会淡远一些，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你会看有的时候也是一个月两个月打一次电话，当然如果自己的孩子在家可能会打电话比较多一些，尤其是只有父母在家的时候你会发现确实是非常浅淡，这里面又包含了另一大问题，这个中国农民的老年的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