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对话凤凰网《年代访》文字实录

梁庄始终是轴心 “出梁庄记”有双重含义

凤凰网文化：很多对您的报道当中都提到说《出梁庄记》这四个字是化用了圣经里的《出埃及记》，是这么一回事吗？您的本来的构想是这样吗？

梁鸿：本来的构想不是这样的，其实我本来的构想是《出梁庄记》原来名字叫《梁庄在中国》，它和这个《中国在梁庄》是完全成为一个呼应的东西，"中国在梁庄"梁庄是什么样子的，那么梁庄在中国又是什么样子，我自己当时特别得意，也一直觉得特别贴切梁庄在中国这么一个分布的状态。

但是实际上后来非常简单，就是这个出版社它觉得在营销上有困难，那么这样一来我才开始，一开始我是不同意的，我非常坚持《梁庄在中国》，后来在我反复的叙说过程中当年确实比较艰难，就我自己说说也把我自己绕进去了，那么我后来才认真考虑改个名字也可以，因为毕竟不能让出版社赔钱。所以就是在这个反复的又起新名字的过程之中我还起了好多个名字，然后给朋友敲定，然后跟朋友商量，自己再一个个划掉，起了至少十几个吧。后来还是就是在起的过程中李敬泽老师--因为他也是对梁庄全程参与的，最起码他都有指导的一些意见--后来有一天他说还不如叫《出梁庄记》，我当时一听就一愣，有点反应不过来，我说是否太庄严了，因为有《出埃及记》，你自然会想到那样一个原典的东西，那么李敬泽老师就说不妨是一个反讽的存在，我觉得一听豁然开朗，所以我当时觉得《出梁庄记》它确实是一种双重含义的，它既有《出埃及记》这样一个原典在那儿，但同时它又有中国现实的生活在那儿。那么因为《出埃及记》写的是以色列人他出去寻找上帝的应许之地，寻找那个奶和蜜的流淌之地，那么那种美好之地，寻找幸福生活，显然梁庄人想进城他也是想找幸福生活，想找美好的那种所在地，那他找到了什么，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就是那种迁徙、那种流散、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可能在这个名词里面能够特别清晰的呈现出来，那么同时我们每个人都会想出梁庄之后他到底找到了什么，我们都会怀着一种探寻的一种情感，探寻的一种目光去看梁庄人的足迹，然后那么再跟现实之间形成某种呼应。所以到最后我觉得我还是对《出梁庄记》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也觉得它能够体现出来中国当代农民他们那种命运感，他的那样一种幸福的期许感，当然也包括某种破碎之后的那种失落感都在里面，因为他毕竟是迁徙和流散，最终找到的什么，可能在这里，你读完这本书可能有某种感觉，它也形成某种本意的呼应。

凤凰网文化：那《中国在梁庄》其实可以简单概括为写的是一部当代中国的乡村史，那其实它是乘上一个我们近几年的对于基层、对于细节中国、对于乡村等等的这样一个书写热潮，但是《出梁庄记》不同，它是写的农民工--就是进城谋生的这些梁庄人，那其实农民工这个话题已经不能算是一个新的话题了，它可能讨论最热的热潮已经过去有几年了，那您为什么还要去选择这么一个已经不那么热点的话题，再去抒写它？其实您的《中国在梁庄》出来以后您可以借着这个势头，您可以去发展出更多的话题，然后可能会从您的角度可能能够收获更多。

梁鸿：对，你刚才说的一个也是我一直在想的，可能对我来说我还没有想到那个特别多的一些其他层面的问题，比如说利益、比如说找到热点。我觉得还是对我来说梁庄是我的轴心，就是刚才你在问什么促使我去写，那我觉得梁庄始终是我的轴心，那么这个轴心就是我情感的来源，同时也是我理性思考的一个出发点，就是我希望梁庄既成为我的一个情感的一个梳理的出发点，同时也是我学术的一个出发点，那么围绕梁庄我希望探索清楚乡土中国、乡村社会在这个时代它的一个样貌、它的一个样态以及它内部逻辑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始终是这个梁庄是个核心，我没有考虑到它是否有其他的那种外部的因素，所以写这个梁庄的这个进城农民或者你说农民工这样一个，对我来说非常自然的选择，至于它过不过时，它这个还能不能引起关注，其实在当时我是没有完全完全没有考虑到的这样一个话题。

当然我觉得《出梁庄记》可能并不仅仅写的是农民工本身他在城市的东西，我觉得背后还有一维是梁庄这个，所以你看我写的，不光是他们进城之后的那种状态，我每次都要问梁庄，"你怎么想梁庄？你想不想回梁庄？"就是我觉得始终是一个双重的空间，是一个多维的空间，我所写的并不是说进城农民他进城的他那种怎么样拼搏、怎么样奋斗，还包含他生命结构里边另外的一层--梁庄这一层，就是梁庄是打开的，朝着那个城镇打开，它什么样的状态。他怎么样打开，可能是这本书里面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维空间，如果没有这一维空间的话可能梁庄我觉得可能我也没有特别大的决心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