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对话凤凰网《年代访》文字实录

写作一定是多层面的 卫慧比棉棉要差一些

凤凰网文化：那关于非虚构也有评论指出，现在有很大一批的女性作家在这个领域的写作上尤其的用力和专注，那这些女性作家的一种努力，批评家认为其实正好扭转了90年代以来的一种个人化写作，特别是女性的这种私人写作，让她们重回到的一个公共领域。我不知道您作为一个文学从业者、文学研究者您对这个现象、这种批评认可吗？

梁鸿：我认为是有所偏颇，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一种评述。

首先我觉得即使我现在写非虚构，可能有一些我也写虚构的，我也写个女性之书，我觉得女性的这个如果从纯粹女性角度，是任何人的一体两面，那么今天这几年我可能专注于这个梁庄的社会层面的一个叙述，或者文学的社会层面的叙述，可能下一步我转向了内心，这是一个自然的转向，它并不冲突。那么当然从一个大的文学潮流来看，比如说90年代确实是女性她集中在身体经验上、内在情感的、包括欲望的这样的书写，那么我觉得在那个阶段，文学通过这样的叙述来完成了女性对自身的探察、自身的丰富度、自身的存在以及她对社会关系的一个探查，那么到了今天依然有很多优秀的女性作家在写这个层面的，写得也非常好，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女性写作的全部，它一定还包含了像我们今天这些女性作家的一些层面。

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在这几个女性作家可能比较集中化的这种呈现这样的层面，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它实际上是对一个大的文学潮流缺失的一个弥补，而不是只对女性文学的缺失的一个弥补，我觉得不是的。因为我觉得女性从来都有这个阴柔和阳刚的同时存在，它并不是男人的专利，并不是男性作家的专利，我觉得这个层面它实在是没有多大的学术的关联性，但它对于一个大的潮流我觉得反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凤凰网文化：那既然提到了90年代的女性写作，那就不得不提卫慧和棉棉。我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个呢？就是您的老乡也是河南作家李洱，他也是之前不久刚刚作客我们《年代访》，然后他曾经针对卫慧和棉棉甚至说过很极端的一个评论，他说她们俩实际上是代表了绝对虚假的写作和最本身的写作，都不是真实的，他甚至说如果说她们是作家，那我就不是作家，如果她们写的是真的，那我写的就是假的。我不知道您对于他的这种对于卫慧和绵绵的批评怎么看？您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吗？

梁鸿：我觉得李洱老师可能是一种叙述策略吧，我认为他并没有那么尖锐。当然我跟他的看法可能略有差异，我觉得这个卫慧和棉棉的写作代表某种层面的写作。我觉得当年我在看棉棉的《糖》的时候我就是喜欢棉棉的《糖》，我认为她对这种身体经验的直感的叙述是非常好的，她具有某种通感的的本能，就那种天赋的那种就是通感的叙述，现在我一下举不出例子因为也比较仓促，但是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她真的是用她的经验、用她的身体在写作，她真的能够把身体的清新和沉重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新和沉重，我还是非常认同的这个。当然我觉得卫慧可能她的写作就要比棉棉要差一些了，我觉得她可能带有某种虚假性，带有某种被塑造的那种所谓的那种男女的这种关系，所谓的身体关系，她比棉棉还要差一些。那另外一个层面我觉得这个写作一定是多个层面的，那么像李洱老师他擅长比如《花腔》这样历史的书写，这当然是个非常好的作品，但是我觉得像棉棉这样写作是从另一个纬度来重新拓宽了文学可能有的宽度，尤其是中国文学可能一直缺乏的一种我觉得是难能可贵的一种，我跟他是不太一样的。

凤凰网文化：他可能也就恰恰觉得她们其实是有这样一种文学史意识，她就是觉得文学走到了这个年代，然后缺失这么样一种写作纬度，缺失这么样一个写作题材，所以她有意地去开拓，可能正因为如此她们才变成假的，他可能也是顺着这个走。

梁鸿：我觉得可能她的理论意识没有这么清晰吧，这是今天我们事后再分析她们的时候才这样来说的，当年棉棉写《糖》的时候我觉得没有那么多清晰，她才20多一点点，她怎么可能那么清晰化呢，她又不是学文学史的，像我们是科班出身的，我们知道文学史发生了什么地步，但即使这样，比如说你问我梁庄是真的处于这个弥补文学史的缺憾吗，是处于这个因为大家都写虚构的文学然后就写一个非虚构的文学吗，没有这么清晰，即使我是搞文学史的人我觉得在那一刻最初的冲动是因为你想回去，你心灵需要这个然后你走了，至于你写的什么你其实根本是不太清楚，如果这样来论述作家的这种创作冲动的话我觉得有点失之客观，我认为有点失之客观可能没有那么多清晰化，我们经过了十几年之后反过来再看她们好像弥补了这个空白，但当时我认为是没有这么清晰化的，如果我们这样来写文学史，那文学史很糟糕，那不能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