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泽 润物无声——心目中的钱钟书、杨绛

七

这里我不禁想起与钱、杨惟一一次“共事”的经历，在我心目中，这件事既充分展示了钱、杨行事的作派，似乎也反映出他们的某种深层意识。

大概是在1964年，中宣部因文学理论批评界长期存在着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争论，便交给当时的文学研究所一个任务：编选出自古以来的外国理论批评家论“形象思维”的系统资料，以正本溯源。于是，文学研究所奉命成立了两个编译资料组，一个负责编译西欧古典理论批评家和作家论形象思维的资料；另一个负责编译俄国革命民主义批评家与苏联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有关论述的资料。前一个小组以钱钟书、杨绛为主，配备了两个年轻的助手，我与刘若端。另一个小组则由几个从事俄苏文学研究的学者组成，以后来担任了外国文学所所长的叶水夫为首。

任命钱钟书为西欧这一摊子的负责人，既是对他的重视，也是给他出了一个难题。说重视，是因为西欧这一摊子要涉及古希腊文、拉丁文、英、德、法、意大利、西班牙多种外语，国内恐怕只有钱氏才能担此任。说难题，是因为“形象思维”这个术语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理论批评家根据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的“创意”而创制定型的。要到古希腊、罗马以及西欧的理论著作中找这个术语，就无异于要到海洋上去狩猎老虎，难题完全是中国理论界领导人主观上以为这个“苏式术语”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概念而造成的。

但难题并没有难倒钱钟书与杨季康，他们实事求是地解决了难题，最后编选翻译出了一份完整的理论资料，明确说明“形象思维”这一术语并不存在于西欧古典文艺理论之中，不过其中倒的确有一个与之相近的“同胞兄弟”，那便是“想象”。钱、杨所编译的这份资料实际上便是一份系统而完整的关于“想象”的理论资料。

作为一个青年研究人员，我当时能参加钱、杨的这个小组，要算是一种荣幸。就我的学力来说，选题的事我是插不上手的，我只是按领导的要求，当了当助手，跑了跑腿，没有什么事可干，不外是借借书而已。刘若端的情形也是如此。钱、杨怕年轻人坐在冷板凳上难受，便把法国16世纪作家伏佛纳尔克的一则论述交给我翻译，短短的仅五六百字而已，我译好后交卷，杨绛又作了校对修改，虽没有什么理解上的出入，但她把译文改得更精练更利索了。最后，这几份理论资料都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11册发表了，钱、杨的这一份共节选节译了32个理论家与作家的片断论述，篇幅不大，只有三四万字，但署上了“钱、杨、柳、刘”四个人的名字。我因为自己只是一个助手，出力很少，不止一次请求不要署我的名字，对此，钱、杨执意不听，一定要把四人都一署上。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这个小摊子是由领导上共指派了四个人，所以，钱、杨坚持署名“一个不能少”，似乎是在坚持一个“集体主义原则问题”；另一方面当然也有提携两个青年研究人员的好意。但对这样一个结果，我心里老感到不是滋味，就像不得已蹭吃了一次“大锅饭”，也像在一次“知识共产风”中成为了一个“占了便宜”的人。那时，我虽然在学术资历上还没有修练成什么气候，但还没有“一穷二白”到要靠蹭大锅饭为生的地步。不过，编选理论资料的其他两个摊子也存在“吃大锅饭”的问题，而且当领导的人自己就跟着蹭饭吃，社会风气如此，钱、杨不过是按不成文的法则办理而已，做小辈的不必太较真，恭敬不如从命就是了，随大溜就是了。

事隔多年，钱大师去世之后，一家出版社要将上述那份理论资料收入钱、杨的集子，问我当时的情形，我如实作了说明，强调那份“理论资料”是钱、杨的心血与成果，两个助手在其中的工作量微乎其微，应该把这两个名字删掉。终于这家出版社听取了我的意见，扔掉了两个“小累赘”，不过，在删去了这两个小人物的名字的同时，伏佛纳尔克那一则译文也被删去了。其实，这倒没有必要，因为伏佛纳尔克并非文学史上一个特别显著的大家，要把他这一则论述摘选出来，只有钱钟书先生的学力才能做到，他为此肯定付出了辛劳，而且，那一则译文毕竟还是经过了杨先生的校改，应该算是他们的成果。季康先生真可以说是一位完美主义者，她力求绝对的纯净与利索，要真正做到“一尘不染”!

八

早从50年代起，钱、杨的生活中就出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那就是钱钟书参加了《毛选》的英文翻译定稿工作。时间持续很久，直到《毛选》五卷的英译本完成出版，前后共有二三十年之久，这么长的时间，当然就会对钱、杨的生活有所影响与作用。因此，与其说是一个方面，不如说是一个行程，一个进程。

首先，就其性质而言，就很不一般，甚至“非同小可”，这可不是小组长、小队长一级的领导人派你去多值一个夜班、多烧一炉开水，而是与中央领导直接有关的机构调你去参加一项无疑要算全国全党最最重要的任务。这一“上调”固然是因为钱钟书精湛的外文水平令高层领导不能不格外重视与重用，但无疑也相当大的提高了钱钟书作为技术专家的业务地位，使得他在同辈人文学者中更为突显，甚至头上有了一轮小小的业务光圈。说实话，这是他的《谈艺录》与《宋词选》所不能做到的，至少在现实的意义上是如此，这是此事对钱钟书的第一层含义。

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此事具有明显而光荣的政治意义。不论钱、杨主观上是否有不问政治、甚至有意疏远政治、清高超脱的倾向，但这件事却使得他们实际上进入了比较高层的政治领域。语言业务上对钱钟书的重用，首先就表明了政治上的信任，而他在这个工作岗位上的长期任职，而且在定稿工作中愈来愈重要的地位，也证明了他尽心尽职，为政治服务的良好的态度，以及他这种服务的优质优量，这就使得他完全成为了共和国真正的一级专家，成为党与政府所重视的“国宝”。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这一些都未能使得钱、杨不被揪斗，不被侮损，但毕竟“情有可原”，最高司令部里正在搞“路线斗争”的大比武，斗得情急眼红，连编修圣书此种要事，也顾不上了，况且“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当然要打破一些“瓶瓶罐罐”，甚至包括“元青花大罐”一类国宝级的“极品”。只有双方的斗争有了某种“阶段性成果”，才会有想起保护国宝的事情。当然，最后尘埃落定之日，是“大乱”之后的“大治”之时，编修圣书的要事重续，钱钟书又得到了重用。这样一个过程虽然起伏跌宕、颇有周折，但最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毕竟水到渠成，导致了钱、杨在官方体制中地位的大幅度提升与确认，其具体表现则是在生活待遇上搬进了国务院高级宿舍的小楼，在名位上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能获此种待遇，在与他同辈的学者、专家中，特别是在人文学者之中，是绝无仅有的一例，这更确立了钱、杨在全国人文知识分子、学者中首屈一指的尊贵地位。

我再说一遍，这一切是一个进程，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钱、杨是“受格”，除了他以自己的语言技能、语言修养，尽心尽职地将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外，我们看不到他还做出过其他的努力，更不用说其他的经略与钻营了。他们仍然保持自己清高与超脱的姿态，不谈政治、不做政治性的表演。作为一个与钱、杨还有过一些接触与来往的晚辈，我在就近观察之中发现，他们对自己所处的这样一个客观的实际过程，始终保持着低姿态、低调门，从不提及某些可以炫耀自己重要性与荣誉性的“事实”、“细节”，某些可以抬高自己的人事与关系，甚至对参加《毛选》工作一事总是避而不谈。但学界不少人一遇到某种“官方荣誉”，那怕只是受邀参加一次高级座谈会，甚至只是得到了人民大会堂联欢会一张入场券，却也难免喜形于色，辗转相告，津津乐道，相比之下，钱、杨的确要算清高了。我想，如果说“大隐隐于市”的话，那么，钱、杨就不仅是“隐于市”了，简直就是“隐于庙堂”，“隐于朝”，其“隐”之大，亦当首屈一指。这是精神人格上的真正的“隐”，由此，可见钱、杨作为知识分子学者的人格意境与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