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泽 润物无声——心目中的钱钟书、杨绛

三

1957年，我从北大毕业后，分配到当时尚属于北京大学的文学研究所任“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编辑，本可以很快就一睹钱钟书的风采，至少在本单位的大会议厅里以及走廊过道里。但我报到的当天，一位延安老干部的夫人，专管人事的负责干部就通知我，根据上级的统一规定，新毕业的大学生在正式参加工作之前，一律下放劳动半年至一年，要我做好准备，两三天之内就要动身。于是，我在学会做编辑工作之前，就先去了北京远郊的一个山村去学习锄地，这一去就是半年，后来因为编辑部里两位“大将”之一休产假，人手不够，我才被提前调了回来。

钱钟书是《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委，但在我参加工作之前，他已经就为最初的几期作出了贡献，从选题到提供译文，均有当时一期期“译丛”可查。待我开始在编辑部干活的时候，那几期的选题与译事业务就是靠另外两位编委了，我请教的对象也就主要是李健吾与朱光潜，仍然没有得到机会拜见钱钟书。虽然是在一个单位，虽然我心仪崇敬，但我既没有“追星族”那样的勇气，也没有青年罗新璋从北京给上海傅雷主动写信求教的那种无视间隔的大气与至诚求学的热情。钱钟书对于我来说，仍然是“神龙不见首尾”，过了好久，才偶然与他有了“一面之缘”。

那是在一次运动中，领导上要求全研究所进行“全面整改”，第一步当然是“充分发动群众大鸣大放”。作动员报告的是老干部中少有的一位女杰，她强调，大字报必须量中求质，没有量，就不可能有质。为此，要求每一个人必须完成一定数量的大字报，特别是对青年人，必须严格要求，每人至少要完成50张。真是一次奇特有趣的动员，这不是在挤柠檬吗?不过，也不失为一种发动群众的艺术，而且还颇为通情达理：一是大字报“不拘一格”，论证路线问题的，对领导提意见的，揭发问题的，敦促进步的，将一军的，扫一笔的，建议帮助的，善意希望的，等等，无一不可；二是不限对象，既可向上级领导提，也可以向本单位的负责同志提，还可以向本单位的学者专家以及一般同志提……我刚到这个单位的时间还不长，要写出50张大字报交差谈何容易，何况，响应领导的号召往前冲，那是会得罪人的……于是，就跟在几位有经验的师兄后面，写了些对这的建议，对那的希望之类不关痛痒的大字报。当然，“大方向”是不能错的，当时，在文学研究所，主流力量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由一批老延安、老鲁艺、老白区文艺战士以及阶级觉悟高、路线旗帜鲜明的积极分子所组成，可统称为“红道”。钱钟书另属于受尊重的党外老专家之列。这些人士平时是受到尊崇的高级统战对象，但一遇上运动，地位与性质就有了微妙的变化，总跟“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白专”之类的概念沾上边，在涉及路线是非时不免被扫上一笔，似可统称为“白道”。在此道上，钱钟书与俞平伯同为“一级研究员”，自然更是令人瞩目，在那一次“大字报全面开花”中，也就收到了几张“敦促”、“期望”、“寄语”之类的“礼品”。包装得温文尔雅，一看就是送礼者为了在“全面开花”中完成自己的份额，在“至少50张”的硬性任务中达标而送出的。我也效仿师兄之举，凑上了一张，寥寥几句话，名为“希望”，大意是说“钱先生学贯中西，研究精深”，希望他“沿着毛主席所指引的工农兵方向前进”，作出更大的贡献云云。天知道写大字报的此人要钱钟书与毛主席的工农兵相结合是什么意思，要钱钟书如何去结合更不得而知，但该大字报对钱钟书的景仰之情溢于言表，却是显而易见、确凿无疑的。同一个小单位的一位曾在白区有工作经验的老同志火眼金睛，一眼便看透这张大字报的“灵魂深处”。于是，出于一种长者的责任感，为了对一个不成熟青年同志进行思想帮助，便找了大字报的这位作者严肃地指出，对“资产阶级学术代表人物”，不能看似“敦促”，实则“宣扬”什么“学贯中西”、“学识渊博”之类的。而且，他还公事公办，在一个小组会上又提到了此事，当然，是与人为善的，仅仅只是提醒提醒这个青年人而已。至于钱钟书是否看见了这张大字报，我不得而知。但我估计，他是看到了，因为，那一期间，全所的业务工作都停顿了下来，每一个人每天的正式任务就是写大字报与看大字报。大字报都张贴在一个大会议室里，似乎是为了显示与1957年的“大鸣大放”有别，也是为了便于统一管理，全所的每一个人在上班时间都可以自由出入这间大会议室，充分浏览、观看与阅读这些大字报，这成为了大家每天的必修功课，钱钟书也不例外。我就不止一次看见他在这个大厅里仔细阅读，我的那一张毫无疑问是被他注意到了，因为它的标题很醒目：“寄希望于钱钟书先生”。

正是在这样的场合，我与钱钟书有了“一面之缘”。一天，大家看大字报的时间，我迟到了一会，匆匆往大厅里走去，在门口，正碰见钱钟书看完大字报出来(想必他是一目十行浏览而过的)，他穿着经常穿的那种休闲式的西装，上衣像小领口、直排扣的两用装，不打领带。因为在门口劈面而遇，我赶紧恭敬让路，而钱先生也面露笑容。那是典型的钱钟书式微笑，两边嘴角向上撇，使得那笑带点幽默意味，也带点苦涩意味，既有点像是打个招呼，也有点像是表示歉意。这不是中国人的礼数，而是西方人的习惯与教养。你在路上碰见一个陌生的西方人时，如果他的眼光无意中碰上了你的眼光，那么他的脸上肯定会浮现这么一个混合着善意与歉意的微笑……当时，虽然钱钟书脸上还没有收敛起那笑容的时候，眼睛并没正视这个小青年，但这微笑已经使得这个小青年有受宠若惊之感了，他太愿意相信这表明钱钟书认出了他，认出了他就是那张大字报的作者。不过，他从来不敢这么断定，直到今天回忆这件事的时候，如果他真敢这么认定，那他简直就成为一个褚慎明了。《围城》中这个丑陋的“哲学家”，竟把世界大哲人罗素寒暄式的问话夸大为“请教了几个哲学问题”。短短几笔素描，就画出了一个自我膨胀、自我吹嘘的典型。有钱氏这警世之笔，谁还敢对自我作非份之妄想、非份之妄谈?

不过，毕竟是一个善意、亲切的微笑，给人深刻的印象，以后数十年里，钱、杨作为长辈对这个小青年的宽厚、慈和、关怀、理解、鼓励与帮助等等，似乎都预展在这个微笑里，定格在这个微笑里。这是我至今仍未淡忘的原因。

四

我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工作了一个时期后，蔡仪就被调到周扬主持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写项目中去主编《文艺学概论》。他当时在“翰林院”中既统帅文艺理论研究室，又任《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主编，因此，便从这两个单位选拔了几个他也许认为“顶用的”于员跟他一起去编写教材，我有幸名列其中。文科教材的各个编写组都集中在西苑高级党校，开阔整洁的校园里，有王朝闻为首的美学组，吴于廑、周一良的世界历史组、唐弢的现代文学组等等，大大小小共十几个之多。编写组的工作条件与生活条件都很好，每人一个单独房间，那时是三年困难时期，但编写组的大食堂有特殊的伙食补助，不仅粮食充足，而且还时常可以吃到肉(按我们的祖宗恩格斯的论断，人类进行高级脑力劳动不能不吃点肉的)。于是，我便在编写组“安营扎寨”，很少回城里的“翰林院”本部，当然也难以有机会得睹钱先生的风采。然而，在心目里，那颗学术巨星仍然在地平线上发亮，而且由于他的《宋诗选注》一书的出版而更增加光华耀眼的程度。

《宋诗选注》出版于1958年，这是建国后钱钟书出版的第一部书，为什么进入一个新历史时期，将近十年之久才有新作问世?这跟钱钟书雄浑的学力、渊博的学养与高效的精神生产能力似乎很不相称。要知道，抗战以后短短三年之中，他就有《人、鬼、兽》(1946)、《围城》(1947)与《谈艺录》(1948)三部大书问世，而相当多远不如他的学者名士却在建国后“枯木逢春”，施展起身手来了。对于钱钟书这十年的沉寂，我一直就有些想法，也许是因为建国初期一连串文化批判运动、思想改造运动的经历与情况使钱钟书记忆犹新，甚至心有余悸，就像杨绛在《洗澡》中所描写的那样?也许因为他是不愿在出身于旧时代的“原罪”上，再为下次运动增添新名目的“原罪”，而干脆来个“不说不动”；也许是因为他还没有熟悉新历史时期、新历史环境，还与这里的政治大气候、学术小气候格格不入，还不能熟练使用作为国说的“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还没有找到自己认为合适的文化学术生态以及自己能为时代社会所容的学术道路与学术表达方式；也许是因为他顽强地固守着自己精神文化学术的独立王国，压根就不屑于去理会那种以强买强卖方式逼人接受的思维模式与时尚，更不用说去尊从与使用了……他为什么躲进了“翰林院”古代文学研究室的“故纸堆”中，而且一声不吭，一文不发，一书未出?当然，每当举国欢腾，社会上热热闹闹、纷纷拢拢的重要时刻，更不见他像不少文化人、学者那样，或“放声歌唱”，或“慷慨激昂”。在我的印象里，他就是一个猫在闹市里的隐士，也是不流于几俗的雅士，在灰衣、蓝衣的洪流中，特别醒目的一个“最后的贵族”。显然，在随大溜的人群中，能控制着自己的动静，能掌握着自己的方向，能自主地采取自我状态、自我方式的人，只可能是智者，钱钟书就是。他那将近十年的沉寂，似乎要比那些欢呼跳跃、振臂高呼，更有思想含量，更深沉、更有张力，显示出了一种真正的精神风度。虽然，他离我甚远，我根本就不熟悉他，我却经常这样对他进行近距离的猜度与思考，所有这些思考，都构成了我自己精神历程中、自我探索中颇具启蒙性的启示。

《宋诗选注》的出版当即就引起了我辈晚生的注意，虽然我与周围几个同辈都是外文系出身，于中国古典文学完全是门外汉，但也把此书当作自己必读的业务书，而且经常围绕着它进行议论与品味。我们当时都是凡夫俗子，自然依循时代普遍的思维惯性，首先关心钱钟书在这本书里在多大的程度上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说不上是审视，更多是好奇。结果我等发现钱氏对国家学说、对最高思想的尊重，主要只表现在选题上，那便是比较注意选入那些反映社会现实与人民生活疾苦的诗，我觉得特别明显的一个例子就要算对那个写尽了离别羁旅情怀的风流浪子柳永，只选了他一首描写盐民痛苦的《煮海歌》。后来，我看到胡适曾经这样指出：“他是故意选些有关社会问题的诗。”至于在贯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上是否还有其他的上佳的表现，那似乎就很难看出了，好在对古典文学的选本来说，这种选题的倾向性就足够了，足以在政治思想上达到那个时代的及格标准。说实话，我所期待的并不是钱氏这个方面的“上佳表现”，一旦他过了“思想内容”的及格线，令人为他放了心，就等着看钱氏的强项绝活了。有的绝活我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门外汉，是看不懂，或基本上是看不懂的，如胡适所称赞的钱氏所写的注。不过，即使是门外汉，也不难看出，钱氏的注解条条写得有学问有功力，旁征博引、蕴养深厚。好家伙，原来以为他只是一个西学名家，没有想到对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个专业程度很高的领域居然如此精到，令人不由得又增添一重尊敬。

钱氏这本书中，我最爱读，也最有感于心的，还是他写的诗人小传。这些传述写得文笔潇洒，用词精妙，出语老到，视点大不同于一般文学史、文学评论与文学传记通常有的那种“讲义模式”与八股调调，至少使我深切感到认知性的评述是可以写到这种境界的，日后我自己写法国文学史时，为文学名家、文学名著作评时，都颇受这种文笔境界的潜移默化，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心目中以它为标杆、为目标。整个这本书还有一种示范作用，它对古典文学遗产认真加以精细的遴选、精辟的评注与鉴赏，本身就是一种榜样。日后，我之所以做了不少外国文学的编选工作、点评工作、鉴赏工作，实受了《宋诗选注》这个先例的启示。我在做这些工作中之所以特别要求自己要有选家的独特眼光，有识者的精当点评，有赏者的佳妙赏析，有史家的宏篇大论，更是先生之泽滋润于我的结果。我的确这么做了，也的确扎扎实实做出了一些事情，且有不少的社会影响，但究竟水平如何，我还不敢说。

钱氏此书还显示出一种精神风采，那便是超脱的态度与距离感，他对名家佳作绝无那种傻乎乎的顶礼膜拜与幼稚的“放声歌唱”，他有一种哲学家的理性立场与科学的态度，有历史学家的境界与风度，如果把这也学到手，在看待与观察世上的人与事，包括闪闪发光的事物、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的时候，那就会受用无穷。如果我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学得了钱氏这一精髓，我也许就会清醒得更早，明白得更早，早一点走出蒙昧，而不用等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才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