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泽 润物无声——心目中的钱钟书、杨绛

六

在实际生活里，钱、杨很低调平实，他们除了在衣着上比较讲究外，在其他方面，不论是待人接物、人情交往，还是作派作风以至生活情调都力求低态亲和、平凡普通。这种低调，实际上就是有意冲淡自己作为高级学者甚至是作为学术泰斗而与身俱有的特质与标志。他们从不摆出身份架子，更没有半点作态，给人平易近人之感，不像有些名士那样身上总发散一种威严、一股冷气，使人难以接近。在我见到的大家名流中，他们要算是最为平实，甚至最为谦逊的两个。

如果你在门口迎面碰见钱钟书，他决不会因为你的辈份比他低、年龄比他小而气昂昂地当仁不让，倒会让在一旁让你先走，就像他与比自己年轻许多的中青年人有信扎来往时，往往尊称对方为“××吾兄”，信扎后尾往往署上“钱钟书上”，甚至是“敬上”的字样。即使在门口相遇他让不过你而先跨一步，脸上也会带着他那特定的、嘴角朝上、有点幽默意味的微笑，似乎在向你表示歉意。

如果你是初次认识杨季康，你也会很容易发现她待人接物的态度十分平实谦逊，她虽然有时穿得有点雍容华贵，但神情态度却平和得就像邻里的一个年长的阿姨或大嫂。她不会像某些女才人那样，一相识，一见面就言必谈学术与文化，似乎不那样就不显自己的身份与高雅，她倒是总爱聊聊家常，说说普通平凡的题目，显然，‘她在日常生活中，只想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与人进行交往，进行普普通通的交往。认识久了，她对晚辈后生则愈来愈有更多的亲切关怀，的的确确像一个慈祥的“阿姨”。

如果你到钱、杨家去，你会发现主人显然是力戒任何排场与气派。他们家的陈设家具可谓简单朴实之极，既无宋式或明清风格的桌椅，也没有款式新颖的西式沙发，没有古色古香、洋洋大观、包括诸子百家的书柜，没有气概不凡的文案。总之，名士方家书房里常有、甚至不可或缺的陈设，在他们这里几乎一样都没有。

他们家住在东四大院的小灰楼上时，我去过多次，客厅里只有再简单不过的几把坐椅。他们从干校回来后在文学所楼的西头居住时，我也常去，房子里更拥满了应付最简单饮食起居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具，连一个像样的书架也没有。那时，院子里正荒置着一些图书馆的高大铁书架，日晒雨淋，已成废品，钱、杨从管行政事务的头头老姜那里，借来几块铁板，用砖头叠起来支在两头，铁板往上一搁就成为书架了。直到他家搬到三里河国务院高级宿舍楼后，这种特殊的书架在他们家还继续使用了相当长一个时期，到了后来很久，才见添置了一两个简朴的书架，但却矮小不如人高，容积很有限，似乎在宣称，我们没有多大学问，用不着放置多少书籍……所有这一切，与名学者教授家书架林立，琳琅满柜的景象，恰成鲜明的对照……

但只要一进入谈话，你面前就出现了蔚为壮观、令人目不暇接的知识大炫耀，红白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当然是钱钟书。只要有一个话头，有时话头是你引出的，有时干脆就是钱钟书本人提起的，只要话头一出，他就滔滔不绝了，几乎每句话都是一条知识，都包含一条典故，而且英文、法文，意大利文，以及汉语古文的语汇或语句，不时纷呈闪现……至于议论评述，则是上下古今，天马行空，文章世事，不免指点挥斥，甚至忘乎所以，口无遮拦的状态，亦不时有之。于是，在你面前就出现了一个学识上的“高人”，心气踞傲的智者，日常的低调平实终难压下超人的高个头，“种菜园子”的作派终难掩盖“心高气傲”的本色。

正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看到的，靠身外之物不论是车马房舍，还是字画、条幅、书柜之类装点自己者有之，靠头衔冠盖炫耀自己者有之，靠故作重要之态、摆出威严架式，甚至是加大嗓门音调来抬高自己者亦有之，靠意气用事、称谓用词来计较高下、争强斗胜者亦有之，这种种世态背后，无一不是发虚的内心与贫乏的精神境界。钱、杨作为学富五车、意境高远的智者，显然瞧不起这类作态，他们不仅恶之、远之，而且有意逆反，不时有意“矮化”自己、“平凡化”自己，形成自己一种行事的作派与风格。我不知道钱、杨自己是否自觉地自我欣赏这种风格，但至少我自己对此是很赞赏的，而且，我猜想，透过日常那些平凡、矮化的外表，不时凸显出自我的高大与超人，这也不失为自我的一种乐趣与享受，在反差之中，这种乐趣与享受当更为令自我愉悦。

虽然他们在与你作谈话时，其学识是绝对地、显著上占有巨大优势，他们是站在明显的高处，甚至可以说有时就是站在云端，但他们特别避免有一种“居高临下”之态，避免有俯首而视之嫌，完全不像有的专家学者即使站在比你只高半寸的小小门槛上，也要摆出俯身示教的架势。钱、杨相反，不时总会显露出一种非常明显的意识：尽可能地冲淡与弱化他们自我，尽可能矮化自己的高度，拉近与你的距离。面对钱氏那种知识大裂变、知识大炫耀，你很可能有眩晕之感，有难以适应、难以跟得上的尴尬(至少我自己就经常如此)，更不用说能够应对应和了，但你大可放心，你不会在难堪的低谷里难以脱身，钱、杨自会援你一手。杨季康常常会在一段段学术内容稔稠的谈话中，不时插进一两句家常内容或轻松内容的话，来有意地进行冲淡，进行稀释，使你如在学术知识洪流的冲击下，不时能碰上一片小洲、一块礁石，得以缓上一口气，小事休憩休憩。至于钱氏，他会有意识地照顾你的进度，让你跟得上他天马行空式的学术神侃，如果他引证了一句你所不懂的某种语句，他就会翻译成中文教你能懂，如果他引证了一句意大利文或德文，而你如果学过法文，他一定会用法文再表述一遍，似乎在说：“老弟，咱俩有共同语言。”有时他说得兴起，便把头微微一低，眼睛微微一眯，手轻轻一摆；有时，还用手在你的肩头上轻轻拍两下，或者轻轻一推，要不然就是把手在你臂上搁一下，似乎要用手的动作来加强你对他话语的记忆。这哪里像是宗师在讲学布道，哪里有半点“师道尊严”，而完全像是跟一个哥们儿小兄弟在聊闲天。甚至我常觉得，他似乎对“师道尊严”是毫不珍惜、不屑一顾的，他相信以自己知识的力量，就足以使对方五体投地了，何必求助高人一头的架势、威严与颜色?更用不着靠“师道尊严”之类的强制性的法规守则了。

我常想，钱、杨是生活在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之所以采取“种菜园子”的低调低姿态，有意识地自觉地拉近自己与芸芸众生的距离，甚至有时凡俗化自己，是因为他们性格上天然就有谦恭自卑的倾向?是因为他们在精神人格上有一种对谦虚美德的向往与追求?而其向往追求的程度又是那么强烈热切得不可抑止，以至形成了作风作派上的一种惯性，固化成了一种风格?实际上，他们都是心高气傲的智者(这么说恐怕没有冤枉他们)，他们上述风格风度看来并非秉性使然，至于是否与精神人格上的追求有关系以及有多少关系，我一时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我很清楚，那就是既然他们是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以他们的高智商，当对这个时代有深刻透彻的认知与理解，杨季康甚至用了一整本书《洗澡》，描写过这个时代的尖锐时段与尖锐问题，因此他们采取何种存在姿态、存在色调，当然与时代社会有绝大的关系。

这个时代是“平均地权”的时代，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时代，是大刮共产风的时代，是吃大锅饭的时代。在财产领域、在政治、法权领域，这一次次风潮、一股股急流又势必冲击、涌入、渗透进思想文化领域，并决定着这里的“财产再分配”。对于这一切，钱、杨都目睹亲闻，有切身感受，在一个“平均主义”盛行、并不断以平均主义的原则进行激烈“再分配”的社会里，什么色调、什么姿态比较安全?那便是平民色调，那便是平头百姓的低姿态。君不见在历史上，平民主义至上的法国大革命中，贵族都力图掩盖自己身上的印记?高贵者总力图沾上“泥腿汉子”的气息?钱、杨博古通今，具有极高的悟性，当然知道在现实生活和人与人的关系中，应该采取何种待人行事的方式，应该形成自己的何种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