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泽 润物无声——心目中的钱钟书、杨绛

十一

从1976年以后，人们看到了钱、杨生活中“苦尽甘来”的转机，尚在流落于七号楼的斗室之中的后期，就已经有《毛选》翻译委员会的要员不止一次来访了。事情很简单，《毛选))的英译工作又重起炉灶，缺了钱钟书这名匠师实在不行。作为国家顶级技术专家重新被启用，这才真正意味着钱钟书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业务上真正走出了“十年浩劫”的浓重阴影。领导的重视、地位的提高，必然带来生活待遇的改善。

1977年1月，钱、杨得到了三里河高级寓所的钥匙，从此，钱、杨才脱离流落生活的尴尬。范围不大的三里河高级宿舍区直属国务院，由一幢幢小洋房组成，聚居着一些高层次的特殊人士。在“翰林院”里得到此待遇的仅有二人，一是伟大领袖曾经有话在先的“大儒”俞平伯，另一个就是钱氏。他们的待遇规格显然高于“翰林院”任何研究所的学术行政首长，更不用说高于任何其他的“翰林”名士了。这件事，在当时真给人以“矮子方阵里出了一个高人”的印象，使人似乎感到有一棵参天大树拔地而起。对此，崇羡者有之，红眼者、侧目而视者自然也不会少。当时，我这样想，以后再也不会见到穿着汗衫(甚至光着赤膊)与短裤见客的钱钟书了。

1978年，中国派学术代表团出席在意大利召开的欧洲汉学家会议，代表团成员均为国内国学精英，钱钟书当然是成员之一。1979年，胡乔木入主后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又组学术代表团访问美国，拿出来的阵容是当时“翰林院”的“顶尖级”，钱钟书仍是成员之一。1980年，钱钟书个人又应邀对日本进行学术访问。这是钱钟书建国后惟有的三次出行，次数虽仅为三，但非同小可，比起在国内外飞来飞去的名士学者如家常便饭般的学术访问，其质量显然有天壤之别。对于钱钟书而言，它们就像乌尔姆、奥斯特里兹与耶拿三大战役对于拿破仑一样，奠定他简直是名扬环球的赫赫名声。钱钟书这三大“战役”的战场不过是学术演讲会、学术座谈会以及接受记者采访之类的活动，而其独门的本领则是英、德、意、法几国语言并用、妙语连珠、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虽然他这种功力与绝技早在《谈艺录》中已有展示，但而今却不是尚容思索与查阅的伏案功夫，而是面对济济一堂的跨国学术精英，必须即席而发，脱口而出。于是，人们就亲眼目睹了一个博闻强记，过目不忘，出口成章，妙趣横生的奇才，它是如此奇特罕见，旷世难逢，称之为天才亦不过分。关于钱氏学访的概况与花絮，那时的国内媒体尚不发达，何况，建国后也没有大肆报道文人学者风采的传统，这些记述只能见于海外报刊杂志与后来出版的钱钟书传记。其中美籍华裔学者、纽约大学历史学博士汤晏的《钱钟书传》，对钱氏的出行记叙其详，钱氏的风度才学读来使人颇有孔明出使东吴，面对一堂名士、语惊四座之感。

钱氏在国外的才学大展示、大出彩，无疑首先给中国社会科学院长了脸。当时，这块牌子新挂上不久，外国人谁认识你这块招牌?如果有所注意的话，那是由于院长是胡乔木，因为国外的“中国通”都知道他是中共的第一号“笔杆子”，也是宣传文化战线的重要领导人，而今又出现了一个钱钟书，他这么一个学术奇才就是属于这个单位的，岂不能令人对这么一个单位格外关注?当然，不言而喻，在当局者看来，钱钟书也为国“争了光”。新中国竟有这样一个旷世难逢的饱学之士，而且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这不正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而在我这么一个本“翰林院”台下的晚辈观众看来，钱氏是从此成为了可以对外开放的“国士”、“国宝”(要知道，有的“国士”、“国宝”是不公开的，如“两弹之父”邓稼先)，成为了我国的第一号大放异彩的“学术橱窗”，足以引起外界学林的惊羡。我还认为，这实际上是钱钟书于1983年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一职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件事胡乔木做得很高明。有了他与钱钟书，“翰林院”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与国际高标准的学术品位两者尽显无余矣!

几乎在钱钟书几次出行的同时，他的《管锥篇》分卷陆续出版了，又构成中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此书以其海洋般浩瀚的旁征博引与学术讯息而被公认为一部划时代的巨著。由此，钱钟书也奠定了中国的国学大师第一人、西学大师第一人的双重顶级地位。而后，他几十年前旧作《围城》搬上荧屏并大获成功，钱式的隽永与幽默进入了十几亿人口大国的寻常百姓家并得到了欣赏。他关于婚姻围城、城里人城外人冲进冲出的妙语，已经在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被广泛地“普及化”，其被引用概率之大，也许仅次于萨特关于“自我选择”的名言。

与钱钟书一样，从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的十几年时间里，杨季康也有了特别令人瞩目的业绩。在搬入三里河新居前不久，她居然在七号楼那间斗室中，完成了她的巨译《堂·吉诃德》，这部作品本身的重要分量与译作精湛娴熟的“化术”，使得译者原来的流浪汉体小说的译著总体就更为锦上添花，又大大提升了一个层次。它出版后不久，即得到西班牙卡洛斯国王来华时颁发的奖章，显著地提高了杨作为翻译家的声望与地位，从中国译界为数不多的名家高手中更加脱颖而出，格外耀眼。接着，她的《干校六记》也是大获成功，甚至脍炙人口，成为中国散文中的一本堪称杰作的书。在“翰林院”呆久了的人，习惯于审视、估量、评价一个个前人在文化思想史上的分量、地位与影响。面对钱、杨创下的这些业绩，我等亦不难预见他们肯定将进入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不朽者的行列，而且必然定位于第一流人物之中。

钱、杨在学林的凸显崛起，难免不在周边地带引起种种反应。眼见钱、杨长足进展，大大地拉开了与同辈翰林在业绩上的差距，哪能叫人熟视无睹、无动于衷、乐观其成?要知道人人都关心自己现时的作为、成就与将来在文化学术史上的坐席，要知道，在一个大锅饭平均主义的时代，红眼病与酸葡萄心理是普遍存在的，并不因为层次地位较高、甚至并不因有“德高望重”之誉就自然有免疫力，即使我当时很孤陋寡闻，交往活动甚有局限，也不难感到，在钱、杨的同辈中，在高级翰林的层次里，若有若无地存在着一种针对着钱、杨的“冷气”，或对他们的进展有意视而不见，或刻意不置一词，或偶露讥诮，或明确贬损……

在学术界，学术业绩是“硬通货”，是“硬道理”。钱、杨正是以其辉煌的学术业绩，在对青年一代学人保持巨大的吸引力、感召力，甚至造成了真正的学术文化崇拜。就我在“翰林院”里的切身感受，青年一代学人都乐于聚拢在他们周围，就像铁屑铁粉被吸附在一大块磁铁上，有的为他们跑图书馆借书，有的为他们核对材料、看校样，有的为他们换煤气罐，有的为他们做通讯联络工作，有的为他们跑腿出力……不管怎么说，他们在三里河的寓所成为了一个有形无形的中心，这是某些以一己之权威与地位、有志于惟我独尊的高层学术人物可望而不可及的。特别是钱钟书的论著作品被各个不同出版社争相出版后，《管锥篇》更是成为不少青年学者通达学术殿堂的“必由之路”，仅在“翰林院”里，读《管锥篇》已成为要显示自我属高学术层次的人士之中的一种时尚，以《管锥篇》为由，前往请教、拜见、论学者比比皆是，以《管锥篇》的内容为题撰文立说来获取学术名声的亦不鲜见。……总而言之，钱、杨成为了人们学术景仰、学术朝圣的对象，他们所享受的那种巨大的学术荣光在学术文化史上实不多见。

在这一片耀眼光圈的笼罩下，我所见到的钱、杨仍然在各个方面保持着低调与谦让。在钱氏三次成功出行之后，请钱、杨出国讲学访问的邀请信如雪片一般陆续来到，规格与待遇都很高，但钱、杨都婉言拒绝，一一退让，以至钱钟书上述三次出行竟成为了“绝响”……他被任命为“副院长”后，我们从未听说过他如何到任视事，从未听他打过一次官腔，从未听他讲过一句官话，他仍然保持着平头百姓的姿态，平民知识分子的本色。他不仅有“大隐隐于朝”的清高，而且有“大隐隐于荣”的平易，在整个“翰林院”里，有此种境界、此种风度的，我只见惟钱、杨而已……在他们三里河的高级公寓里，一切陈设仍然简单而朴素，没有大书柜，只有两个不及人高的小书架，墙上没有名人字画与任何条幅，对前往拜访的晚辈他们仍平易而亲切，甚至对有的年轻人称兄道弟，礼称“××才子吾兄”；每出版一种书，他们就送给我们一本，写给我们夫妇的题签不是“鸣虹俪览”就是“鸣虹惠存”，亲切地把我们当自家的后辈晚生……

在显荣中而平易，居庙堂之上而非“庙堂”，这是钱、杨作为平民知识分子的精气神，而这种正气在他们为人中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对青年人、对小人物、对“翰林院”中低层知识分子的关注、支持与鼓励。允许我这里借用《围城》中唐晓芙的一个用词来说，那就是对“弱小民族”的“赞助”。

无庸讳言，在“翰林院”里既有政治职务上的等级，也有学术资格上的等级，青年学子要在学术阶梯上一级一级向上爬登，的确甚为艰难。比我先入院的“师哥辈”，有不少人在阶梯最低一级上一呆就是七八年，没有“动窝”。我辈即使年已半百，学有所成，名扬士林，但在双重的长辈层面之前，仍然是“小字辈”、“年轻人”。敝人虽然勤奋有加，在学术舞台上也算露脸较早，也算有所作为，但在古稀之年的今天回顾起来，个中当“小媳妇”、当“小字辈”的辛酸实不为少……说实话，几十年走过来的历史，常使人感到的是一片险恶与冰冷，使人真正感到心里暖乎乎的只有对那么几个前辈“翰林”的回忆，除了蔡仪、李健吾与朱光潜，就是钱、杨了。这里，我只举两个例子：

我们的《法国文学史》上册于1979年问世后，颇得外界关注与好评，在“翰林院”里，也有李健吾先生的热情赞许，但我也明确感到有阵阵冷风从背后袭来，甚至感到有人在使绊子，有人在暗中拆台，惟恐中册得以问世。因此，1981年，在中册付印的前夕，我为了作为晚辈学生向钱钟书交一份“作业”，也为了得到一种坚强有力的支持，特将中册一篇约五万字的概论与部分重要章节交给他审阅。仅三四天后，他即给我写了一封回信，使我深受鼓舞，倍感温暖。这是我所保存的惟一一份完整的钱氏手札，20多年来，我从未公开见示于人，因为我不愿把钱氏的手札当作我个人的学术通行证。我相信“存在决定本质”之说，自己的学术本质之品级只能靠自己的学术存在、自己的学术业绩来证明，而不应靠任何鉴定与评价，但到今天，钱氏去世将近十年，而我也到了写回忆录的年龄与时候，自己好歹“就这么一堆”了，不至于由于任何评价鉴定而有所增减，故将该信全文抄录如下，以见钱公当年“赞助弱小民族”的好心：

鸣九同志：

《法国文学史》尊稿，遵约于今晨起细读，《概论》各章，至晚完毕。叙述扼要，文笔清楚朴实(不弄笔头、嵌词藻)。而且以我外行看来，言之有物，语之有据，极见功力。已超越老辈“专家”所作《述要》，可佩可喜。

我是外行，又无书籍，只好提些粗浅意见，或推敲文学。好在你是“大海不涓细流”。

兹奉还，即致敬礼!

虹均此候。

钱钟书上

星期三晚

1981年，我赴法国作学术访问，回国后写了20多篇文章，陆续发表于《读书》杂志与《文汇月刊》，在这个过程中，我同样感到“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无奈，外面读书界对这些文章的反应是称道与关注，但在“翰林院”里，我同样感到“寒气逼人”，一位前辈学术权威不作任何肯定，却单挑出《与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在一起》一文(此文在当时影响甚大)责备我说：在文章中为什么把同行的同志称为“君”，“对你使用五四时期这种旧称呼，同志们很有意见”。当时，看那严肃的架势，我本以为对方会提出什么有分量的学术意见，没想到竟这么“在鸡蛋里面挑骨头”，我既感到怜悯，又感到寒心。1983年那些文章结集为《巴黎对话录》与《巴黎散记》两书出版时，我在“前言”中写有这么一句话：“既然有长期对外文化交流经验的权威、学者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还没有做这一工作，我也就不妨先抛砖引玉了”，这多少与上述情况有关，带一点针对性，同时也表白我自己不过是一个“种菜园子”的人，不值得他人“认真对待”。两书出版后，我都敬赠给了钱、杨，作为学生晚辈的“汇报”，很快我就得到他们的回信。全信如下：

鸣九同志：

承惠寄大著并附信都收到，谢谢。假如你抛出一块小砖，肯定会引来大堆的砖头瓦片，但是珠玉在前，砖就不敢出来了!一笑。

贵恙想已痊愈，尊体想已康复，天气酷热，希望你和朱虹同志都多多保重，专此复谢，即问近好，朱虹同志均此。

杨绛八月十三日

钟书同候

“珠”颗“玉”片早在刊物上零星发出光彩，现在串珠成圈，聚玉成盘，合在一起，更可宝贵。

钱钟书

他们信中一些意见，是对我前言中的那几句话而说的，使我感到莫大的抚慰与鼓励。

我这些年来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在卑鄙、露骨的攻击与冷酷无情打压下，之所以还有勇气继续前行，还有力量奋发抗争，实与钱、杨的善意、理解、支持与鼓励是分不开的。至于我前言那几句“麦芒”对“针尖”的话无意之中又得罪另一个前辈权威，致使我被否掉了“博导”资格，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谁说学界全都文质彬彬，温文尔雅?谁说学术界不险恶?正是在这种有时像“丛林”的环境中，我觉得公正与正义的体现者，的确宝贵如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