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泽 润物无声——心目中的钱钟书、杨绛

九

在文化大浩劫中，我们与钱、杨一别就是十年。浩劫伊始，一纸“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令就把“走资派”、“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以及一切“地富反坏右”统统扫进了“牛棚”，而把“广大的革命群众”留在空旷的场地上，什么正经事也不让做，要他们专门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今天以这样的“最高指示”要求你投入“革命大批判”，明天以那样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命令，指引你去“文攻”、“武卫”，更绝的是，不仅有“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划分，而且还有“革命派”与“保皇派”两顶截然不同的帽子。于是，在“牛棚”外的“革命群众”，就为了确认自己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信众的身份，为了抢夺“革命派”的帽子，而争得不可开交，大打派战，一场荒诞的全民性的战争由此打响并一发不可收拾，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在光焰万丈的红太阳足以穿透身心的射线的笼罩下，大伙却像着了魔似地忙碌，这是狂热的忙碌，荒诞的忙碌，虚掷生命的忙碌，互相敌对、互相伤害的忙碌……“牛棚”里的人忙于写认罪、忏悔书，交待材料、“揭发材料”，忙于一次次充当祭品被押上各种各样的批斗会、誓师会、庆功会、革命大串连会、革命大联合会。“牛棚”外的人则忙于“革命大串连”、到处闲逛、观摩大字报、观测风向、打听动态、写大字报、贴大字报与对立派辩论、口角，甚至动手……

尽管都是在同一个红太阳的照射下，但人们都被分割在一个个互不相通的间隔里。“牛棚”里与“牛棚”外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世界，鸡犬相闻而互不往来。“牛棚”外是一个个对立的兵团、战斗队，乃至一条条楚河汉界与各种名目的“革命委员会”，互相戒备、互相攻讦、互相怒目而视，互相扔西红柿、扔臭鸡蛋、扔石子……偌大一个“翰林院”里，充满了狂热的政治、誓不两立的立场、慷慨激昂的笔战、知识分子文化人生平第一次玩弄的政治谋略与手段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不入流、不堪入目的小动作。花拳绣腿，应有尽有，惟独斯文尽失，斯文扫地。大家都把文化与学术抛在了脑后，甚至完全清除出脑海，一个个原来有志于学问之道的学人，都彻底告别了这个行当的任何习气，都铁了心要去当“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职业政治家、革命家与斗士。举例来说，我们那个研究所就有一位从前苏联留学归来的饱学之士，竟把自己全部的外文书、业务书共好几大车都当作“废纸”处理给了收购站，而每天全身心地写路线斗争的大字报，大有要成为职业革命家之势……

一开始的那几年，我着着实实是在浑浑噩噩地过日子。组织上多年的训导与熏陶，在我身上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左倾幼稚病”，在一开始那种狂热的时空氛围里，也不免头脑发热、激昂慷慨了几天，但很快就有了自知之明：自己既非红五类出身，又非“革命小将”，而且还在“修正主义学术路线”与“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大染缸里泡过几年，显然不属于“革命主力军”的行列，不时要被人侧目而视，况且还被革命左派当作“修正主义苗子”扫过几笔。因此，自认没有资格去“力争革命上游”，只求自己“既跟得上革命形势”，又做到“明哲保身”，因此，在浑浑噩噩之中，也带几分战战兢兢。每天的“必修功课”是研读中央大报的社论，关注各种小报上有关“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消息与报道，调整自己的表态与言行，以求自己不脱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轨道”，还有，与革命主力军、革命左派处好关系，等等。生活内容不外是在机关大院里“观摩大字报”与同派人士交头接耳、议论评析，或打听种种小道消息作为自己行为的准绳，捉摸自己该站“什么队”，该参加哪一派……回到家里，则清壁坚野，根据革命形势的逐步深入，一茬茬把过去的文稿与记事烧得一干二净，谁知道自己哪天会享受被抄家的待遇?如果说，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自己心目中还有文化目标、学术目标，还有业务上的打算与意向，那么，到了这个时期，那种狂热而劲猛的政治风暴就把所有那一切都一扫而光了。完全看不见将来还有什么学术文化道路，更无从设想自己在这条道路上会找到什么位置。生存的状态变了，存在精神支点坍陷了，于是，原来关心的事物，感兴趣的东西，敬畏尊崇的对象，全都变了，原来闪光的东西与带光圈的人物也都在脑海中、心目中黯然消退。这个时期，我很少想起钱、杨以及他们同辈的学术文化精英，只觉得他们所呆的“牛棚”，是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世界，也是自己绝对不愿意靠近的世界，不愿意与之发生任何关系的世界。

在人人自危，但求自保的利己主义的麻木的自我状态中，我有两次惊异于所听到的两则关于钱、杨的传闻消息。消息都是从大院里、“办公室”里、三五“扎堆”的时候听说的。一次在暴风骤雨来到之初，听说钱、杨在自己的居住区被“革命造反派”揪了出来(作者注：以下所叙系根据当时我个人的观感见闻、即时感受，难免与实际情况不尽贴切，有所出入，好在杨绛先生已撰有《丙午丁未纪事》，其中她在“风狂雨骤”时期的不幸经历，当以她本人的记叙为准)，至于是哪个单位的造反派干的，当时我没有搞清楚。反正那时的“翰林院”是全国著名的重点“黑线单位”，“牛鬼蛇神”多，任何单位、任何地方的造反派为了显示自己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造反精神，往往都要到院里来借用几个“祭品”，何况还有院内的各单位“革委会”的左派也十分重视这一份“祭品资源”。不管是谁的“革命行为”，反正钱、杨被揪了出来，被挂了牌子，被押上了批斗会，事情便发生在批斗会上，听说杨季康对造反派的推推搡搡公然进行了反抗，而且怒目而视。这还了得，敢与革命造反派对着干!那么多党内老资格的革命干部在批斗会上，哪个不是服服帖帖?你杨季康真是吃了豹子胆，竟敢老虎头上动土，于是盛怒之下的造反派对她狠加惩罚，给她剃了个阴阳头。我当时听说这件事，第一次惊奇地感到杨季康性格中的刚烈与凛然勇气，我所认识的一个娇小文弱的小老太杨季康在那种被任意宰割情况下的刚烈与勇气，要知道，“牛棚”里有不少从火线上转业过来的老战士，没有一个有此种惊人之举。与此同时，我第一次感到了这场风暴的残酷无情，对杨季康这样一个文弱的高级女学者，竟然采取如此镇压如此凌辱的手段，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倒的确可谓“史无前例”，只可惜在当时浑噩麻木的精神状态中，我没有拍案而起的义愤，至今想来甚感惭愧。

第二件事也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阶段。一天，大院里传来一个消息，说有某人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钱钟书有“攻击伟大领袖”的言论，这个消息真如“石破天惊”，非同小可。要知道，在那个时期，任何“路线错误”、“封资修罪行”与“现行反革命罪行”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而在“现行反革命罪行”中，最为严重、最为“万恶不赦”者，就要算对“红太阳”不敬了。我当时既没有去观摩这张“革命大字报”，也没有找钱氏所在单位的熟人去核实消息是否属实，说实话，我很不愿钱、杨跟这么一桩事有牵连。为此，自己在对确认事实真相这一点上，就有意识地保持一种“距离”，以求达到“间隔”的效应，甚至干脆来一个不承认主义，认定贴大字报的人是在哗众取宠，谋取政治本钱，要不然就是落井下石，居心不良。果然一两天后，大院里又传来一个消息，说钱钟书出面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那张制造了轰动效果的大字报的旁边，对揭发内容正式予以了否认，加以澄清。还有消息说，有人亲眼看见钱、杨是在晚上大院里没有人的时候，出来把小字报贴上去的，杨季康打着手电筒，钱钟书往墙上贴，情景甚为动人。由于我对钱、杨一贯的敬仰与好感，他们挺身而出，据实力争的勇敢行为，很引起了我的钦佩，也很引起我绝大的同情甚至怜悯。在和平时代的“铁马金戈”时期，在这你撕我咬的“丛林”境地里，一对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年夫妇竟要亲自出来抵挡扔来的巨石、射来的暗箭，我想，怎么会有这么心狠手辣的人要将一对老年夫妇往死里整?!当时，我的不承认主义使我根本没有去打听那张“革命大字报”揭发的具体内容，因此，我一直也没有搞清钱氏对“红太阳…如何不敬”。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后期，我与“季康先生”又打了一点交道。那时，大院里的三个派别经长时期的拉锯战，总算达到了某种平衡，虽互相对峙，但派战相对平静多了。在我们研究所这个小单位里，有那么一二十个人，从运动之初以来，基本上走的是中间路线，既不过激，也不“保皇”，每做一件事、每表一次态都小心翼翼要在“最高指示”、“两报一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中找依据，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期，总算混出了一点名堂，成了一个有二十多个成员的“兵团”。“兵团”选出了一个由五六个人组成的“核心领导小组”，我是其中的第五把手，负责宣传与学术批判。在任期之内，我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别人、对不起自己的事，但也乏善可陈。惟有一件事倒值得一提，那就是宣布本所“牛棚”中的人一律“解放”。一个群众组织，既不掌权，又无实力，作此宣布，只不过是句空话，仅有的一点实际措施，便是废除了以往两届已垮台的革委会的规矩，不让“牛棚族”去打扫大院、打扫厕所，而让他们回办公室去自行学习(那个时代普天下的规矩是，学习的内容只包括《毛选》四卷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文件以及《人民日报》社论，甚至马克斯、恩格斯选集也没有被列入的荣幸)。我们这一派当时之所以采取这个措施，一方面是为了标榜自己是讲政策、讲人道的；另一方面则是有意引对立派出来表示反对，做出失人心的事来。可是对立派也不傻，竟然不闻不问，予以默认。于是，我们这个研究所的“牛棚族”从此在事实上就免去了劳役，其中就有杨季康，当然还有卞之琳、罗大冈，后来还有李健吾、冯至。这件事是由我推动的，也是我出面办的，自然免不了要跟“季康先生”打个照面，但打了一个照面后，我就避免再打照面了。因为我很害怕别人见了我把我当作“长官”，碰到这种情况，我非常别扭，心里也很难受，特别是面对过去的师长，那时我真想大喊一声：“我不是那样的人。”

在“翰林院”，文化大革命最后阶段的压轴大戏是军宣队进驻后发动与主持的“清查516”的运动。在这出大戏中，我和我那些一贯恪守折衷主义立场与中间路线的同伙同伴们倒了大霉。我既然在一个二十多个人的群众组织中排位第五，当然就成为了“重点对象”，我的儿子刚出生三个月，我就被圈进了“特别学习班”。那是一个只有十来平方米的小房间，我不得踏出房间一步，每时每刻都有两个专人看管，即使是上厕所的时候。房间里墙上挂着伟大领袖的画像，每天在这画像前，好几个专案组小成员长时间地“革命大批判”与“苦口婆心”并用，勒令我交待一个超出了自己的理解力与想象力的“反革命政变大案”。当然这几位高超的政治工作者是以墙上那个画像名义进行施压与劝戒的……我当时最害怕的就是精神失常、脑子出问题。

我在“特别学习班”一圈就是三个多月，被释放出来后回到家里，见小小的儿子已能满床爬来爬去，不禁哑声而泣。面对着他，想到这个家庭的将来，只觉得一片黑暗，不堪设想，一场“文化大革命”下来，我们这批人的“罪行”大大地后来居上了，我们身上的“政治包袱”已经远远比一切革命对象，当然也比钱、杨老一辈“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要沉重了许多。我又开始羡慕起他们了，而千万没有想到，钱、杨的家里，也遭到了同样的伤痛与不幸。大概在我被圈在“学习班”的那个时期，他们在北师大工作的女婿王德一就是死于当时的“清查516”运动，好像也是在一个“学习班”里。不过，我当时没有任何察觉，季康先生在生活中是那样遇事不惊、不动声色，我是好几年后才知道他们家这一不幸事件的。那时，“翰林院”里好几百“516”总算被平了反，那个骇人听闻的“516反革命政变阴谋”实在因为太荒诞太离谱，总算被当作“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想象故事被一笔勾销了，我也庆幸自己活到了清白的一天，而没有像王德一那样想不开而过早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