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泽 润物无声——心目中的钱钟书、杨绛

一

几十年来，我们这些晚一辈的人，当面都称呼他们俩：“钱先生”、“杨先生”，而背后则简称为“钱、杨”，但不论是哪个称呼，都充满敬意。

在“翰林院”，小字辈或低层次人士彼此之间从来都是直呼姓名，毫无客气与礼仪，有时，是有革命同志不讲客套、亲切无间的意思；有时，则带点哥们儿义气的味道；有时，则把现实生活中的不畅、不爽、不对劲夹带了进去而有点冷冰冰、气鼓鼓，甚至恶狠狠的杂质……似乎远比美国人那种直接了当，指名道姓的习惯有更为复杂多变的内涵。但辈份不同，级别不同的人，称呼就别有讲究了，小字辈与级别低的人称老革命或级别、资格较深的对象，都在全名之后加上“同志”两字，如“何其芳同志”、“张白山同志”等等，以示郑重其事，但这在日常谈话中，特别有累赘之感，绕口之感，有时，也颇想省略个把字，把姓氏去掉，如简称“其芳同志”，但在当时这么“简称”党内或行政上一位资深人士，就颇有“昵称”或套近乎的意味，还是不要造次的好，至少应该察言观色，见机行事，三思而后行为是。

“先生”在当时是一种尊称，充满了敬重与仰视，完全不像在今天“先生”一词，只意味着一种客套、礼貌或距离，有时，甚至还带点冷诮、机锋的成分。那时在“翰林院”被称呼为“先生”者，至少应该有几个不成文的条件：一、年长；二、有学问；三、有正高职称。一个50岁的饱学之士已经爬到了副研究员即副教授这一阶梯，并且也已名扬学林，可享受此称呼吗?不能，因为他还只是一个“副研”、而不是“正研”。不过，这个称呼似乎也有内在的“软肋”，对党内的学术权威，享有正高职称、拥有学术威望的党内老同志，特别是已入党多年的老同志，如何其芳、毛星、蔡仪等，却不宜称“先生”，而仍需称“同志”，如果称先生的话，那似乎就有明显贬称的意味，那就是似乎是把对方划到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行列里，愈是郑重其事地称之为“先生”，愈是有划清界线的意思，一般都是在进行批判时才这么做的。可见，“先生”与“同志”之称，在当时“翰林院”里，是大有精微之别，大有微妙之意。

钱、杨在“翰林院”里所属归的等级与范畴一直是非常明确的，一直恒稳地被尊称为“先生”，只不过到了后来，“先生”这个称呼愈来愈泛化，愈来愈贬值，像我们这些原来的“小字辈”、“青年人”，如今也都被尊称为“先生”了，即使如此，钱、杨的“先生”称谓，却愈来愈有高值，愈来愈高端化，甚至带有虔诚、崇敬、赞叹，甚至顶礼膜拜的意味，其内涵远远超出了称呼一声“先生”，这一声“先生”，可不同于其他千万声“先生”啊。

数十年来，我们的尊敬恒久不变，愈久弥坚，不过在不同的时期，这尊敬又有不同的内涵与侧重，这与其说是尊敬之情的变化，不如说是我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得见了“钱、杨”精神风采、人生价值的渐进展现，面对他们不同时期的文化学术景观、精神境界，人们不能不叹服，不能不尊崇，不能不赞颂，虽然他们也都是人，而不是神。

二

钱、杨分别诞生于1910年与1911年，比我年长20多岁，名副其实是我的长辈。

我第一次知道钱钟书其名是我50年代初在湖南省立一中念高中的时候，时年十七八岁，那时，我在学校图书馆的开架书中，不止一次看到由开明书局出版的钱钟书《谈艺录》，但当时我阅读的层次还没那么高，只觉得那书很古雅，也很深奥，因此，没有借阅它，失去了受启蒙的机会。后来上了北大，同宿舍上下铺的同班同学叫吕永祯，他上大学之前，就读过一些古书与深奥的书，自己别号“葽苷”，本身就古雅，我们后来一直叫他这个名字，却从来未深究其内涵。记得大学二年级时的他早已经对老子的《道德经》甚为熟悉了，经常赞不绝口，他经常称赞的，还有钱钟书的《谈艺录》，“学问大啦，学问大啦”，他总这么叹道。还特别有一叹：“旁征博引，外文材料真多”，要知道，外文系学子的崇拜往往更偏重外国文化知识的崇拜。

50年代我们这些大学生在求学之中颇有些“你追我赶”的心理，你看过的书，我一定要设法弄来一读，在他的影响之下，我总算读了一读《谈艺录》。果然是学识渊博，根底深厚，议论精微，令人感叹!可惜那时我事先订了一个庞大的课外阅读的计划，要啃完《鲁迅全集》，并限期完成，因此，没有来得及仔细研读，而这本书是必须潜下心来细嚼慢咽的。即便是粗读，《谈艺录》也足以形成我最初对学术的一个理念与生平的第一道学术标准，那便是：“旁征博引”，如果再提纲携领加以简单化、通俗化，那就成为了：“愈是引证得多，愈是学问大，愈是外文引证得多，学问就更大”。在这一简单化的学术标准理念上，自然很容易就建立起“钱钟书崇拜”，把钱钟书当作一个远处的目标，一个前进的方向。这种理念、这种崇拜一直贯彻在我早期的致学活动中，而不自量的“东施效颦”，则往往把自己弄得很苦。

记得我的第一次“东施效颦”是在大学高年级做论文的时候，导师是闻家驷教授，我选的题目是《论雨果的<艾那尼>》，说老实话，表面上指导的是闻师，暗地里起作用的是钱师。心底里既有《谈艺录》为偶像，就不自量力欲小试牛刀，很想把论文写得“有点学问”。为此，便去把雨果的若干文艺理论找来读了读，那一次尽管是甚为初级的幼稚的“引证”，但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练习，而“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是膨胀了论文的体积，正如雨果所嘲讽的那样，像一支军队补充了粮草辎重而显得声威大增。更值得我自己纪念的是，这次致学之举导致了我后来去翻译雨果的文艺理论。80年代初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我那个译本，其最初的源头就是巍巍“钱山”麓下的一道涓涓细流。

我在北大当学生的时期，钱钟书40多岁，已经在“翰林院”任职，但还没有出版他的煌煌巨著《管锥篇》，他的著名小说《围城》也尚未再版，还不广为人知，那时他的名声远不如八九十年代响彻中外，而仅仅是以《谈艺录》而深得学子景仰的。不过，仅仅这一本书，的确使得他在后生晚学心目中成为了一把尺度、一个标准、一个偶像，人们不是崇拜他有体系与思辩能力，而是崇拜他掌握知识的非凡能力与他所掌握知识的巨大容量。试想，旁征博引、信手拈来，不是来自人所共知的主义国说经典读物，不是来自大路货的资料汇编，而是条条款款均来自时空远方书山文海的深处，这得找多少书读?这得有多快的读书速度?一步步走是不行的，必须是飞，但又必须是一步步走的，否则你如何能发现散落在小径边、丛薮里的一颗颗“思想钻石”与一丝丝历史文化的遗迹?寻觅到少数几颗、少数几丝或许并非不可能，但要像钱钟书那样有丰盛的发现与采撷，可就“难如上青天了”，这种难度只有干过这事的学子才有若干感受，行外人、业外人是很难体会到的。不言而喻，对旁征博引、对典故、对注脚的向往是学子的一种特殊的僻好，如同少女对丰胸的向往，是学子常有的学术崇拜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即使钱钟书的《谈艺录》在旁征博引方面还没有达到后来的《管锥篇》那种炫丽大展示的程度，也足以为青年学子提供了一个顶礼膜拜的偶像。

在早年的求学、致学的生活中，我内心中一直供奉着这种特殊的“拜物教”。出了大学后，仍在“东施效颦”的路上走了好些时候，总要在自己的文章中力求达到多少多少引证与注脚，虽为东施小技，与祖师爷“西施”有天壤之别，但随着年龄的渐长，学力的渐增，此种“效颦”之举似稍成了一点气候。1963年我写《新小说剖析》一文时，为了用“充足的粮草”、“完备的辎重”壮大军威，不惜泡在图书馆里，把《费加罗报》、《文学新闻报》、《法兰西文学报》、《新批评》、《欧罗巴》等五六种法文报刊杂志，逐年逐月逐日地普查了一个够，结果在一篇25000字的文章里，作出了63条注脚引证(《世界文学》1963年第3期)，这在当时的学林，也算得上是小小一景。不过，说老实话，模仿之路，效果并不好，我只顾使劲把从外国书刊上摘出的评论、引文一一设法安排在文章的各个部位，几乎就是用思路与文笔去串连这些材料，或者说是让自己的论述在一条条材料与引文之中蜿蜒伸展，这样一来，势必对论述对象新小说派没有下足功夫去作深思熟虑的公正把握、深入而有说服力的评析与科学准确的评价，而任那个时代甚为流行的“左倾幼稚病”占了上风，写成了一篇“左”倾的文章，以至后来，我多次出版论文集时，都不得不将它舍去。

在我致学的早期阶段，这类故伎我可没有少加重演，又如：写一篇一万多字的《论拉法格的文学批评》时，塞进去53条注脚引文，写一篇两万多字的《论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则塞进去96条注脚引文。特别是有的题目本来就是一位同行前辈碗里的美餐，如果聪明一点，就该回避才是，不要去染指。虽然自己是被研究所领导指派命笔的，却忘乎所以，偏想露那么一手，以显示后生可畏、技不低人，不惜挖空心思找点偏僻材料，作点炫耀式的引证，犯下了传统的“同行大忌”。从此竟结下了“梁子”，有了“过节”，以致多年之中不断受到对方的打压，甚至“追杀”。呜呼，“旁征博引”情结，“东施效颦”之举，有意炫耀的幼稚行为，亦可导致如此奇特结果!

在我见到钱钟书之前就已经形成的钱氏崇拜与“旁征博引”情结，的确使得我在早期致学中相当疲于奔命。日子一久，我就深感钱氏那种绝技是与他一目十行的阅读速度、过目不忘的天才记忆力、博闻强记的毅力分不开的，而这些天赋禀能是我自己所欠缺的。在这方面我至多只是中等偏下的资质，我要做到“旁征博引”，那么，平时读书时就得一张张做卡片，把将来也许可引证的材料与见解抄下来，显然，这就不是“飞”了，而是脚步笨重地蹒跚而行了，结果弄得自己很累，于是，我逐渐悟出钱氏这门绝技我是学不到家的。而且我还深有所感：在文章制作过程中，如果一心想方设法去安排一条条材料与引文，势必妨碍思路的顺畅、文笔的流利、意旨的层层深入，把本来尚可保有的一点优势也都丧失殆尽。在认清了这种“命定性”之后，自己就从原来的情结中解脱了一大步。加以分配到“翰林院”工作后，受到的历练是多方面的，营养来源也是多渠道的，数量多多的名士大儒并肩而立，精神风采，争艳斗胜，给人以多元的启迪与熏陶。这里有何其芳明晓透彻而又富有文采的说理，有蔡仪严密得令人折服的体系建构力与思辩能力，有李健吾的才气横溢与文思灵动，有卞之琳的精巧与细腻，有唐弢的平易近人中的深邃……走在这样的山阴道上，是应接不遐的。原来那种单打一的情结，自然缓解了不少，但在我心目深处，钱氏的学贯中西与旁征博引始终代表着最高的学术境界。在自己的“作业”中，我也始终保持着对引证与材料的重视，因此，对我早期一部分理论文章，虽然有人认为其中有“左倾幼稚病”的病征，但却从没有人认为是“空头理论家的玩意儿”。有钱氏这碗酒垫底，毕竟就有了若干底气，总算最后得到了一个眼界甚高的评论家这样的评语：“柳某某的引证充足而适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