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泽 润物无声——心目中的钱钟书、杨绛

五

在文学研究所没有分生出外国文学所以前，我与钱、杨都是一个所里的“同事”，只不过，钱钟书所在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室，与我所属的文艺理论研究室相隔甚远。但我们这个研究所与杨季康(杨绛)所属的西方文学研究组却经常在一起开“联组会”，进行政治学习与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愈是遇到“整风”、“路线学习”与政治运动的时候，这种“联组会”就更多一点，因此，从60年代初起，我就常在“联组会”见到“季康先生”。1964年，我被正式调到外国文学研究所中“季康先生”所属的西方文学研究室，同属于一个基层单位，碰面的机会自然较多。此外，在1962年8月，钱、杨搬进他们著名的干面胡同宿舍大楼以前，曾在东四头条的宿舍大院住过一个时期。而那时，我与朱虹也住在那个大院，钱、杨住前院一幢小洋楼，我们则住后院的小木楼。在同事关系之外，又有过一段时间的邻居关系，我便多了一些熟悉与就近景仰的机会。

我初见到的杨季康正是50出头的年龄，她精瘦娇小，举止文静轻柔，但整个人极有精神，似乎她就是精气神的高度凝聚，特别是她那两道劲遒高挑而又急骤下折的弯眉，显示出了一种坚毅刚强的性格。她的衣着从来都是整齐利索，即使是在家里不意碰见来访者敲门的时候。至于参加所里的会议与活动时，更是相当讲究，当时，在整个研究所有两位女士的衣着是很“高级”的，一是“九叶诗人”之一郑敏，她从美国回来不久，常穿款式特别、色彩艳丽的衣裙，极有浪漫风格；另一位是杨季康，她的穿着则很典雅，多少有点华贵，冬天常披一件裘皮大衣，很有高雅气派。她们俩人都保持西洋妇女那种特定的“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的习惯，每次公共场合露面，都对面部做了不同程度的“上妆”，这在五六十年代的国内环境中，是极罕见的。不过，郑敏的“妆”饺为浓，而杨季康的则几乎是不着痕迹，似有似无。

在公众场合，季康先生从来是低姿态的，她脸上总是挂着一丝谦逊的微笑，像是在每一秒钟对每一个人都表示着她尊重对方，与人无争、谦虚礼让的善意，她对人不仅是彬彬有礼、和霭可亲，而且有时近乎谦恭。说实话，在一个高度一元化、官本位的社会里，有的时候不谦恭那就是做得不到位，不达标。政治学习会上以及其他重要的场合中，季康先生极少发言、表态，实在不得不讲几句的时候，她总是把自己的语言压缩到最少的地步，正如她在日后翻译《堂·吉诃德》中奉行“点烦”原则，即把用词精简到不可能再精简的程度。她讲起话来，不仅轻声轻语，而且从来都是操持低调，也就是说，从来都带着“原罪”自我认定，如“自己马列主义没有学好”，“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没有改造好”，“从旧时代过来，身上有旧的烙印”等等这类的话经常绝不离口，每当我观察她如此如此之时，心里常这样想：杨老太，我很懂，你这是在“刘备种菜园子”!

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以前，杨季康在卞之琳所统率的西方文学研究室任研究员。研究课题是英国小说，上至18世纪的菲尔丁，下至19世纪的狄更斯、萨克莱，基本上就是英国18、19世纪的被惯称为“现实主义”的范围。那时“翰林院”的研究工作任务就是写论文、写专著，一般都是写论文，很少有人径直去写专著，即使建国前写过专著的学者(如写过《福楼拜评传》的李健吾)也不那样做，因为当时研究所的所长何其芳特别强调写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把学术论文视为学者研究心得、学力水平最凝聚的体现，认为只有内容厚实、水平高超的学术论文才有可能演绎为学术专著，他自己的专著《论<红楼梦>》实际上就是一篇篇高水平的论文所组成的，因为他当时在政治上与业务上都有很高的威信，他这种主张与他自己的方式也就成为楷模与典范，大家都起而效尤。季康先生后来于1979年出版的《春泥集》就是她五六十年代任研究员所写的研究论文的结集。书名很谦逊，取自龚自珍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扩花”，意指她这些文字只不过是“零落的残瓣”，“可充繁荣百花的一点儿肥料”。虽然只是薄薄的一本，不到10万字，但每篇文章的学术内容高度凝练扎实，风格极为清爽洁净，文如其人，就是一个简洁、干净、利落!学术研究文章写成如此，何况日后的散文?这时已可预示季康先生特有的那种淡泊纯净、含蓄内敛的风格了。

以季康先生的才力，几年之内只写出为数并不多的学术文章，这在“翰林院”里应该说是个人研究成果“比较少”，也许有人要问，她干什么去了?从后来的事情来看，她主要精力是在搞翻译，而且产品丰硕，《小瘌子》、《吉尔·布拉斯》以及文化大革命后才出版的《堂·吉诃德》基本上都是她在“翰林院”供职期间译出的，几乎囊括了西欧文学中流浪汉体小说的全部名著，成绩斐然，可谓译出了一个“系列”，一个“体系”。这是其他任何翻译家包括傅雷也没有做到的，这既需要有成熟的文学史的视野与见识，更需要有足够传达出这类小说风格的高超译技与精湛语言修养，那也是学懂了一门外语，只会注重死板的词义与文法关系的“全真派”译匠所望尘莫及的。

应该说明，翻译工作在“翰林院”的研究理念与工作体制中一直没有正式的地位，甚至不那么“合法”，制订研究工作计划时，它没有地位，统计研究工作成果时，它不算是“研究成果”，在评职称时，它不顶用，没有“硬通货”的效用，只是对极少数已修成正果、且名望特别响亮的大翻译家才有特别的“宽大政策”，那就是容许作为“研究员”的他们也可以在“研究计划”中订入翻译的项目，也可以将其译作列入“研究成果”。当然，这些人都已经“功成名就”，不存在“评职称”、“晋升职称”之类的问题，如潘家洵、罗念生。潘家洵早在“五四”时期就曾以译出了易卜生的戏剧名著，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立了一大功，他一直抱着易卜生不放，致力于译其全集，对此，“翰林院”的领导当然不能不“认账”，不能不支持，他虽身为“研究员”又供职于“研究室”，却堂而皇之地大搞翻译，当然他的译事也就堂而皇之地列入“翰林院”的“研究计划”。罗念生先生与潘老亦相仿，他号称中国学林中懂得古希腊语的惟一一人，一直在翻译古希腊的悲剧与喜剧，译出初稿后，还要通过英语译本进行校改修订，一校之后，还有二校，以至三校，精益求精，细致雕琢。因此，他的“研究计划”十来年之中却只有那恒久不变的一项：翻译古希腊戏剧名剧。

潘、罗二位资深元老都是“二级研究员”，他们这种“特权”，当时的中青年研究人员是享受不到的，我所记得的惟一例外，是后来的罗新璋。他在敝人所主持工作的“南欧文学研究室”里，身为供职于研究岗位的“研究员”，从来却只搞翻译，基本上不搞作为本职工作的“文学研究”。因为，他是我辈之中最为出色的翻译家，他优秀的才能与单一的兴趣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与照顾，何况，对翻译艺术进行研究何尝不是“研究”?所以，也就有一把“破伞”为他“遮风挡雨”了。不过，愈到后来，随着只学了一门外语而对文学研究既无兴趣更难以适应的“新鲜血液”涌入“翰林院”，原来那个“翻译作品不算研究成果”的不成文的法，也就名存实亡，以搞翻译安身立命之本的人愈来愈多，甚至进入庙堂而居高位者亦大有人在，可惜像罗新璋那样译技精湛，具有大家风范的译师却如凤毛麟角。

杨季康当时在研究所是三级研究员，以她的资格与地位来说，她未尝不可以享受潘家洵、罗念生的那种“特准”，但她是一个很尊重“翰林院”的规则，不过分强调个人兴趣的人。因此，她在个人的研究计划里，从来都订入了文学研究的课题，她的翻译工作，虽然也得到了研究室统领卞之琳的“特准”，但在名份上却始终是次要的“老二”。不过，从事实结果来看，她个人的兴趣显然是倾向于搞翻译而不是写学术研究论文。也许，她早就悟出了“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常青”的道理。巨大的兴趣当然形成了巨大的动力，并演化为巨大的创造性。她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道路，发挥了自己的所长，回避了思辩力的所短，最后达到了成功的高地。她全部重要的译品基本上都是完成于五六十年代至文化大革命之前，今天看来，在西学领域里，她的成就比之于她的同辈，似可谓“后来居上”，在与她同一辈份、同一年龄段的学者专家中，比她的职称级别更高者不止一两个，但在同一个时期，有的正在“官场”中应付各种规矩与法则，在“庙堂”里适应种种规范，耽误了不少学术建树的大好时光，有的自恃掌握了国说主义，深谙政治潮流的方向，热衷于趁风借势，今天批这，明天批那，拳打脚踢，即或进行译述，却把过去时代风潮中那类跟风趋势的作家作品，误认为永恒经典，对之忘乎所以进行了时间与学力的投资，结果虽不能说是“颗粒无收”，但的确只能说仅收获了一朵“明日黄花”而已。而在这些年里，杨季康却甘于坐冷板凳，埋头“种菜园子”，认定自己的流浪汉体小说系列，辛勤耕耘，厚积薄发，为自己日后的成功与辉煌，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终于，在面对着中国的文化积累史的时候，难道还能说杨季康只是“三级”，而谁人谁人是一级、二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