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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钱钟书心中“最贤的妻 最才的女”

2013年02月06日 11:33
来源:文史参考 作者:黄薇

一百年过去了,岁月的风尘却难掩她的风华,多年前,钱钟书便给了她一个最高的评价:“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现在,她是这个喧嚣躁动的时代一个温润的慰藉,让人看到,“活着真有希望,可以那么好。”

北京三里河一个属于国务院的宿舍小区,全是三层楼的老房子,几百户中惟一一家没有封闭阳台、也没有室内装修的寓所——“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便是杨绛的栖身之处。

自1977年一家人搬进来,她就再没离开过。一晃三十多年了,曾经的“我们仨”,只剩下这位即将在7月17日迎来百岁诞辰的老人,她有时也会喃喃自语,“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但从那时起,杨绛就把这间寓所称为“人生的客栈”,欢乐与伤悲来来往往,都成了过客,已没有什么可以扰乱她平静的心灵。杨绛开始独自一人全身心整理钱钟书的学术遗物——她把这叫做“打扫现场”,每日的生活简单而规律,笔耕不辍,深居简出。在她身上,人们往往忘掉时间的残酷:一百年无情而漫长,而这位女性始终一如既往的柔韧、清朗、独立,充满力量,也给予温暖??

不看书,“一星期都白活了”

杨家世居无锡,是当地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家庭。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学养深厚,早年留日,后成为江浙闻名的大律师,做过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辛亥革命前夕,杨荫杭于美国留学归来,到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就在这年7月17日,杨绛在北京出生,父亲为她取名季康,小名阿季。

父亲杨荫杭对杨绛特别钟爱,她排行老四,在前面三个姐姐中个头最矮,爱猫的父亲笑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杨绛八岁回无锡、上海读小学,十二岁,进入苏州振华女中,从小学习好,但也个性顽皮,上课时姓马的老师讲“白马非马”的典故,她调皮回说:“不通不通,假如我说,‘马先生,非人也’,行吗?”闹得同学一片哄笑。在父亲的引导下,她开始迷恋书里的世界,中英文的都拿来啃,读书迅速成为她最大的爱好。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说完父女会心对笑。

拒绝费孝通,与钱钟书“缘起一面”

1928年,杨绛十七岁,她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清华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费孝通与杨绛在中学和大学都同班,有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便对他们说:“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杨绛念念不忘清华。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21岁的她与朋友四人一起北上京华,当时大家都考上北平的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当借读生。母亲后来打趣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当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孙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两人初见,杨绛眼中的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直至杨绛觉出:“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坠入爱河)了。”

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他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杨绛回应:“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接受现实。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钱钟书和费孝通作为代表团成员,不仅一路同行,旅馆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间,费老还主动送钱钟书邮票,让他写家信回家。钱钟书想想好笑,借《围城》里赵辛楣曾对方鸿渐说的话,跟杨绛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费老直到晚年作文时,还把杨绛称为自己的初恋女友,杨绛直言:“费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彻底撇清为暗恋一场。钱钟书去世后,费孝通去拜访杨绛,送他下楼时,杨绛一语双关:“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最贤的妻”,《围城》名句出自杨绛之手

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多年后,杨绛在文中幽默地回忆道:“(《围城》里)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随后钱钟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毫不犹豫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满腹经纶的大才子在生活上却出奇地笨手笨脚,学习之余,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做饭制衣,翻墙爬窗,无所不能。杨绛在牛津“坐月子”时,钱钟书在家不时闯“祸”。台灯弄坏了,“不要紧”;墨水染了桌布,“不要紧”;颧骨生疔了,“不要紧”——事后确都一一妙手解难,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钟书的一生。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

1937年,上海沦陷,第二年,两人携女回国。钱钟书在清华谋得一教职,到昆明的西南联大上课,而杨绛留在上海,在老校长王季玉的力邀下,推脱不过任了一年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这也是她生平惟一一次做“行政干部”,其实一贯自谦“我不懂政治”的杨绛,正是毕业于东吴大学的政治系。

1945年的一天,日本人突然上门,杨绛泰然周旋,第一时间藏好钱先生的手稿。解放后至清华任教,她带着钱钟书主动拜访沈从文和张兆和,愿意修好两家关系,因为钱钟书曾作文讽刺沈从文收集假古董。钱家与林徽因家的猫咪打架,钱钟书拿起木棍要为自家猫咪助威,杨绛连忙劝止,她说林的猫是她们家“爱的焦点”,打猫得看主人面。杨绛的沉稳周到,是痴气十足的钱钟书与外界打交道的一道润滑剂。家有贤妻,无疑是钱钟书成就事业的最有力支持。1946年初版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在自留的样书上,钱钟书为妻子写下这样无匹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钱钟书的小说《围城》被搬上荧幕前,导演黄蜀芹曾专门来征询夫妇俩。杨绛边读剧本,边逐段写出修改意见。电视剧果然名声大噪,一时在全国掀起热潮,而出现在每集片头的那段著名的旁白——“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出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被无数人时常引用,实际上就出自杨绛之手,她可谓是最懂《围城》的人。

许多年前,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把它念给钱钟书听,钱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

外柔内刚,“文革”时的磨难与风骨

1966年,钱钟书和杨绛都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神蛇”,被整得苦不堪言,杨绛还被人剃了“阴阳头”。她连夜赶做了个假发套,第二天照常出门买菜。群众分给她的任务是清洗厕所,污垢重重的女厕所被她擦得焕然一新,毫无秽气,进来的女同志都大吃一惊。杨绛特意把便池帽擦得一尘不染,闲时就坐在上面掏出书看,倒也无人打扰。

形势越来越严峻,钱钟书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下边一角贴了张小字报澄清辩诬。这下群众炸窝了,身为“牛鬼蛇神”的杨绛,还敢贴小字报申辩!她立刻被揪到千人大会上批斗示众。当时文学所一起被批的还有宗璞、李健吾等,其他人都低着头,只有杨绛在被逼问为什么要替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翻案时,她跺着脚,激动地据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这“金刚怒目”的一面,让许多人刮目相看,始知她不是一个娇弱的女人。

1969年,他们被下放至干校,安排杨绛种菜,这年她已年近六十了。钱钟书担任干校通信员,每天他去邮电所取信的时候就会特意走菜园的东边,与她“菜园相会”。在翻译家叶廷芳的印象里,杨绛白天看管菜园,她就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而与杨绛一同下放的同伴回忆,“你看不出她忧郁或悲愤,总是笑嘻嘻的,说‘文革’对我最大的教育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其实十年文革,钱杨夫妇备受折磨,亲人离散:杨绛最亲的小妹妹杨必被逼得心脏衰竭辞世,女婿王得一也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而沉重的伤悲未把两人压垮,在此期间,钱钟书仍写出了宏大精深的古籍评论著作《管锥篇》,而杨绛也完成了译著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八卷本的《堂吉诃德》。

从干校回来八年后,杨绛动笔写了《干校六记》,名字仿拟自沈复的《浮生六记》,记录了干校日常生活的点滴。这本书自1981年出版以来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胡乔木很喜欢,曾对它下了十六字考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赞赏杨绛文字朴实简白,笔调冷峻,无一句呼天抢地的控诉,无一句阴郁深重的怨恨,就这么淡淡地道来一个年代的荒谬与残酷。女儿钱瑗一语道破:“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不过,书出来后,却只能在柜台底下卖,丁玲甚至说,《班主任》是小学级的反共;《人到中年》是中学级;《干校六记》是大学级。

“最才的女”,创作翻译双高峰

求学时老师给杨绛的批语是“仙童好静”,在英才济济的东吴大学,她很快就奠定了自己才女的地位:中英文俱佳的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东吴大学1928年英文级史、1929年中文级史,都由她“操刀”。她还喜欢音乐,能弹月琴,善吹箫,工昆曲。大学期间,自修法文,拜一位比利时的夫人为师,学了一口后来清华教授梁宗岱称赞不已的法语。

求学清华时,一贯爱好文学的杨绛开始自己创作,备受任课教师朱自清的欣赏,她的第一篇散文《收脚印》和第一篇小说《璐璐,不用愁!》都是被他推荐至《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杨绛在清华没能拿到硕士学位,后陪钱钟书西方游学,也未攻读任何学位,但她一路旁听,一路自修,坐拥书城,遍读乔叟以降的英国文学,还不时和丈夫展开读书竞赛。两人回到家中无事,便对坐读书,还常常一同背诗玩儿,发现如果两人同把诗句中的某一个字忘了,怎么凑也不合适,那个字准是全诗中最欠贴切的字,“妥帖的字,有黏性,忘不了。”

钱钟书从昆明回上海后想写《围城》,杨绛甘做“灶下婢”,辅佐夫君全力搞创作,闲时在陈麟瑞、李健吾等人的鼓动下,尝试写了部四幕剧《称心如意》。没想这位自称业余的剧坛新手“出手不凡”,第二年《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时“引来阵阵喝彩声”,一鸣惊人,她所署的笔名“杨绛”也就此叫开。此后,杨绛又接连创作了喜剧《弄真成假》、《游戏人间》和悲剧《风絮》,讽刺幽默,流畅俏皮,颇有英式戏剧的风格。杨绛的父亲和姐妹一同去看了《弄真成假》,听到全场哄笑,问杨绛:“全是你编的?”她点头,父亲笑说:“憨哉!”1945年,夏衍看了杨绛的剧作,顿觉耳目一新,说:“你们都捧钱钟书,我却要捧杨绛!”

新中国建立后,知识分子普遍遭受冷板凳的待遇,翻译无疑更为“安全”。杨绛的翻译生涯最早追溯到清华读研时,一次钱钟书的老师叶公超请她到家里吃饭,饭后拿出本英文刊物,让杨绛译出其中一篇政论《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她当时心想:莫非叶先生是要考考钱钟书的未婚妻?在此之前,她英文虽棒,也从未学过、做过翻译,但也只得硬着头皮“应考”。交稿时叶公超却连连称赞“很好”,推举发表到《新月》杂志。从此杨绛一发不可收拾,走上了翻译的道路。她翻译的47万字的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受到朱光潜的高度称赞:我国散文(小说)翻译“杨绛最好”。

1958年,47岁的杨绛,利用大会小会间隙,开始自学西班牙语,打算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译稿历经“文革”的摧残,“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最后“九死一生”,逃过劫难。1978年4月,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她应邀参加国宴。邓小平惊讶道:“《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此事一言难尽,杨绛忙于和西班牙皇室握手,无暇细谈,只好答非所问:“今年出版的。”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专门奖给75岁的杨绛一枚“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的杰出贡献。

写于1980年的《洗澡》,是杨绛迄今为止惟一一部长篇小说。“洗澡”是建国初“三反”运动中的专有名词,指的是知识分子需要对自己思想“肮脏”面彻底“清洗”,一部《洗澡》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各类知识分子在运动期间的众生相。这部18万字的小说被施蛰存誉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

走到人生边上,淡泊自在

从1994年开始,钱钟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瑗也病中住院,与钱钟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钱钟书已病到不能进食,只能靠鼻饲,医院提供的匀浆不适宜吃,杨绛就亲自来做,做各种鸡鱼蔬菜泥,炖各种汤,鸡胸肉要剔得一根筋没有,鱼肉一根小刺都不能有。“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一年后,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当年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2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而时隔四年,96岁高龄的杨绛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被评论家称赞:“九十六岁的文字,竟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走到人生的边上,她愈战愈勇,唯愿“死者如生,生者无愧”——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也被杨绛接手过来,陆续整理得井井有条:2003年出版了3卷《容安馆札记》,178册外文笔记,20卷的《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也将于今年面世??这位百岁老人的意志和精力,让所有人惊叹!

这也是她一贯身心修养的成果。据杨绛的亲戚讲述,她严格控制饮食,少吃油腻,喜欢买了大棒骨敲碎煮汤,再将汤煮黑木耳,每天一小碗,以保持骨骼硬朗。她还习惯每日早上散步、做大雁功,时常徘徊树下,低吟浅咏,呼吸新鲜空气。高龄后,改为每天在家里慢走7000步,直到现在还能弯腰手碰到地面,腿脚也很灵活。

当然更多的秘诀来自内心的安宁与淡泊。杨绛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个比方风趣回绝:“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杨绛与钱钟书一样,出了名的不喜过生日,九十岁寿辰时,她就为逃避打扰,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避寿”。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参考资料:《杨绛文集》;《听杨绛谈往事》,吴学昭著)

[责任编辑:徐鹏远] 标签:钱钟书 费孝通 贤的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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