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泽 润物无声——心目中的钱钟书、杨绛

十

“翰林院”里的我们这个研究所，是1970春夏之交下干校的。季康先生在干校的生活，她在《干校六记》中有生动、清淡而洒脱的记叙。一个家庭里出了人命悲剧的老太太，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能那样沉郁而镇静地面对与观察干校时期那段特殊的生活，实属不易，非得有心静如水的大涵养、大造化不可。胡乔木称赞那部散文杰作“哀而不伤”，也许就有这种意思，只不过，他是站在党的领导干部的立场上这么赞的，当政者总是希望自己的臣民以超脱释然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中的苦楚与伤痛。当然，这跟季康先生所描写的“菜园子”劳动也多少有关，比较起来，菜园子里的劳动，在当时的干校里要算是比较轻松也比较干净利落的活计。我想，如果李健吾写他每天在养猪场二寸厚的烂泥堆与猪粪堆踩来踩去、艰难劳作的干校生活，那一定会有另一番笔墨。如果是一个身负“现行反革命大案”，每天天不亮就出工，天黑了才收工，还要再步行十来里路才能吃上一顿晚饭，夜里则在蚊虫成堆的牲畜棚里难以入眠的“516”来写干校生活，必更是另一番情景。

因为“清查516”这一场大戏实在是太离谱，进行不下去，“翰林院”的大批人马又于1972年被撤回了北京，专门等候把“清查斗争”告一段落，给这场骑虎难下的运动画一个句号。谈何容易!在中国，难中之难，莫过于纠偏、平反。其困难就来自要转弯子，要下台阶，而且是要领导上、组织上转弯子、下台阶，且不说要整个一大派清查斗争的积极分子、主力军在认识上的转弯了。事情拖了足足有两三年，总算最后归功于中央领导的决断与英明，“516大案”最后以一风吹、一笔勾销有了个了结。不久后，研究所里业务工作也有所恢复。我等身上的“现行反革命”的包袱卸下来了，原来的职业行当也有了重操的希望，心境也就舒展平和多了，这才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阴影中走了出来，如像走出了炼狱。

那个时期，我们一些年轻人从干校回北京后，因为原来有的宿舍，都早已被重新分配掉了，无处安家，也只能在办公室里临时“落脚”，这一落脚就是好几年。而我和朱虹及两个孩子一家人的“落脚地”就在四号楼办公室里，与钱、杨临时安家的七号楼办公室相隔很近，因此，我们常去那里去看望与问候。

钱、杨流落在七号楼时的那间房子只有十几平方米，显得特别狭窄寒碜，颇有逃难的景象，陈设简陋之至，用砖头与铁板摞搭起的一个“书架”，上面主要是放了些简单的锅碗瓢盆与生活用品，一看就知道房间的主人是把物质生活压缩到最低的水平。房间里占据最佳位置的是两张临窗的桌子，显然是钱、杨分别伏案工作的地方，现在想来，钱钟书的学术巨著《管锥篇》恐怕有一部分就是在此一时期的这种环境中完成的。而杨季康的《堂·吉诃德》译稿，很可能就是脱稿于七号楼的这间小屋。

在钱、杨那间绝对平民化的小房间里，我比任何时候更感到他们格外平易、亲切。特别是天热的时候，钱钟书怕热，往往就穿着一条短裤、一件汗衫，接待我辈，真使我觉得是到了一个平民区的邻居家，没有了距离。什么级别、职称的差异，什么师道尊严的规格，什么学术水平、文化层次的距离，似乎一下都消失了，眼前的景象使我似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至少我觉得他们与我们都是从炼狱里走过来的，我不难理解他们。他们使我有不少感慨，而这些感慨是我不惮于向他们坦诚相告的，如果我的确想那么做的话。

在70年代末期的“翰林院”，随着秩序的恢复，人与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向文化大革命前的回归：官复原职，所长们、党委书记们各就各位，翰林们一一复坐，由此，上下级之间的规矩法度，尊卑长幼的次序规范又自然而然地形成再建。在此种变化中观察人，是一种有益的事情，可以得到不少感绪与启示。有的人又摆出了长官的威风，有的又重拾矜持之态，有的又恢复了师道尊严，有的则有意识地拉开了与一般人的距离，有的又飘飘欲仙了，也不知道他凭什么可以上升而为仙。有的怀着对“文化大革命”中恩恩怨怨、磕磕碰碰的不可释解的怨结正在以自己复得的优势还以颜色或正欲还以颜色……“冠盖满京华”。比起这一番“盛况”，钱、杨却显得“斯人独憔悴”，他们挤在七号楼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里默默耕耘，过着低调的平民化、群众化的生活，甚至可以说是“与群众打成一片”，没有任何尊大之态，没有任何架子尊严，穿着汗衫短裤与来客说家常话……我想，这是这个时期有很多年轻人、“小人物”乐于接近他们、前往拜访的原因，他们居住在那间小房里，似乎有点像避居在菲尔奈的伏尔泰，倒具有一种强烈的亲和力与吸引力，拥有了一批尊敬他们、佩服他们、亲近他们的“信众”。据我所知，一直聚集在钱、杨周围一批的年轻人、“小人物”，大多是在这个时期与钱、杨建立“忘年交”之谊的……刻意要树立自己权威强势的、刻意要成为宗师的、刻意要建成自己学术王国的，到头来都落空而去。而钱、杨在自己的流落中，却成为了“众望所归”的“磁场”、“气场”，说他们有点像“精神导师”似无不可，其中的人格品位原因是值得深思的。

使我深有感触、深有所思的是，在这个时期的钱、杨身上，事实上存在着一种对人的悲悯之情，特别是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愚弄，最后又被严重伤害的普通群众与小人物的悲悯之情。“翰林院”有不少研究所，各个研究所的情况有所不同，以我所在的外国文学研究所而言，青年人员占很大的比例，基本上都是建国后大学毕业的，文化大革命一来，很多人都天真地按《人民日报》的社论表态行事，也算戴上了“造反派”的小帽子，其中有立场较为激进的，有较为温和折中的，但还没有一个像人们在反映“文革”时期的电影中所看到的造反派那样恶狠凶残。秀才造反，不过动动嘴皮子，舞舞笔杆子而已。我想，这个研究所的“造反派”，恐怕都是王德一那种类型，实际上毫无政治头脑，全凭概念与词语来理解“文化大革命”，按着报纸上的曲调跳舞，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阶段，全都被当作“516”成为了革命清查的对象，异常沉重的“现行反革命”政治包袱一背就是好几年。这一个过程钱、杨都看在眼里，而且，又有身边的王德一作为参照，因此，他们对于倒了霉的这一大派群众从未有过疏远、划清界线之态，更没有像有些人那样“老当益壮”，在“清查516”斗争中“焕发革命的青春”。钱、杨有家回不了而到处流落的过程，正是这一大批群众苦等“落实政策”、精神备受煎熬的时期。钱、杨以高度涵养、含蓄内敛、而从不显于言词的方式，对待这批人的宽厚、善意与理解的态度正是他们悲天悯人情怀的自然流露。既像基督精神，也像佛家慈悲。这就是当时一批年轻人、“小人物”真正把他们视为值得亲近的慈祥长者的原因。我虽不敢说人人都有此感受，至少我与朱虹是深有所感的，这里，还有一件事，我们永志难忘：

一次，我们家因额外开支经济上一时告急，杨先生得知便主动支援我们几百元。后来，又一天，一位经常在钱、杨身边行走、替他们办些琐事的青年同志，递给我一个小纸包，里面有20元人民币，他对我说：“这是钱先生、杨先生要我交给你和朱虹的，补贴你们的家用，还要你们收下就是，什么道谢的话以后都不要讲。”恭敬不如从命，我怀着深切的感激之情收下了。那个时期，我与朱虹承担着赡养两个孩子与双方父母的义务，两人的工资加起来只有一百三四十元，由于业务断了路，没有半点稿费收入，生活的确相当清苦，钱、杨这一接济，真是“雪中送炭”，使我们倍感温暖……没有想到，到了第二个月，那位同志又照例递给我一个小纸包……然后，第三个月，第四个月……而且我也获知，研究所里每月不落地从钱、杨那里得到接济的竟有十多个人，基本上都是处境倒霉、生活拮据的青年人、“小人物”。这就是说，钱、杨两人每月的工资，大部分都用于接济施舍了，而且至少坚持了好几年，如同一项固定的“制度”…… 从“十年浩劫”的炼狱里走出来，如此悲悯，如此退让，如此宽厚慈祥，如此菩萨心肠，这是我在“翰林院”所见到的惟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