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文科男”的科学梦

时代周报：同样是面对西方文明，你认为中日两国的异同是什么呢？

武田雅哉：这个问题其实和国家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因人而异。

时代周报：有一种观点认为，元代以前的中国对外来文明的态度是积极的，魏晋有佛教文明的进入，唐代是一个世界性帝国，宋朝也有繁盛的海外贸易，但是从明清开始中国的文明开始封闭，拒绝和外界接触，你对这种观点有什么看法？

武田雅哉：那是因为国策不同的问题而形成的结果，与“中华文明失去活力”没有任何关系。比方说，即使是在锁国（闭关自守）的情况下，也会有人希望了解到异国的情况而去阅读书本。我对那些人的内心世界及他们怎么想象外国非常感兴趣。在明清时期，有《西游记》、《西洋记》、《镜花缘》等小说。对这些书中描绘、虚构和想象出来的异世界，我认为很有意思。这种活力和国家政治、经济的活力不同，是一种另类的“活力”。在锁国时代里，这种活力反而会更强。

时代周报：清末的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有世界大同的思想，日本的坂本龙马希望建立世界的海援队，是不是在那种封闭环境中走出的精英，会具有强烈的世界主义情结？

武田雅哉：在那种环境下，有些人会产生世界主义的情结，也有人不这么想，不过是我认为，正因为当时是闭关自锁，所以才有人能有那么远大的理想。

时代周报：中国人始终在讨论，为什么古代中国似乎技术很先进，人们也不缺乏想象力（如《山海经》），但到了近代，中国在科技上却如此落后，你认为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武田雅哉：我倒没认为中国的技术（或科技）退步了。一般来说，说到技术（科技）的话，都会理解为那是为了战争而造的那类“大的技术（科技）”吧。中国人发明火药，没有制造出导弹，反而是制造出了烟火。比起制造武器，中国人更倾向（擅长）于制造玩具。但我认为，制造烟花之类也是非常出色的技术（科技），我更喜欢那样的中国人。

时代周报：作为一个日本学者，研究清帝国面对西方文明时的表现，会带给你特别启示吗？

武田雅哉：我的书是在25年前，蒙昧无知的学生时代所写的。那是在一个没有资料，什么也没有的时代中而写出的作品（这在台湾版的“后记”上写了,但是在大陆版中的被删除了）。 现在有了许多资料，查阅起来与从前相比也更自由了。假如中国人能认真地搜集资料，再发挥一些想象力的话，应该能写出比我的作品更有意思的东西，对此我非常期待。其实我本人，也还想重写一遍此书。在中国，不是正有“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样的名言吗？（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