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新煌谈台湾公民社会：中国成为“干扰因素”

　　另外，当初有许多努力的知识分子，例如胡佛、杨国枢、王晓波等等，他们都曾经有过贡献，但是当典范转移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对若干新典范不甚适应。例如，谈到族群的时候，外省人的情感就会出现紧张，有些人甚至会担心另外一次的228会出现。另外是民族情感，这让他们焦虑，认为台湾为什么要放弃了大中国和大中华民族？另外像面对台湾的国家认同，他们也会不适应，甚至有被排挤和压迫感。当然也很多外省自由派知识份子在台湾典范移转中调适得很好，如傅正、张忠栋等。

我想说的是，这些知识分子都对台湾的民主化是有贡献的，这样的不适应和难转变是来自于情感，比如说我听胡佛教授的学生说，胡佛先生在台湾有时会对台湾民主发展感到焦虑，去中国却感觉舒坦，这恐怕就是情感，胡先生不可能反对民主等价值。我相信，外省族群的下一代、下两代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台湾目前确实存在是族群问题、省籍问题，但这些问题的存在来自于政治上国家认同方面，不是日常生活，不是彼此的通婚、就业，但当「中国」、「中华民族」、「国家统一」这些议题出现了，问题就凸显，这其实就是转型未完成、典范移转的未完成后遗症。　　我们回过头看，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真的没有落实转型正义，民众普遍对于国民党的威权统治没有重新的认识和彻底的唾弃。坦白说，如果过去民进党政府可以下定决心，以坚定的毅力与最大的魄力，扫除国民党威权体制的不正义遗绪，今天台湾的民主会走得更好。遗憾的是，当「转型不正义」的情况出现，就会带来最大的民主政治危机。

问：谈到民进党，我想请问老师，过去社会运动跟政治运动一路走来的彼此关系是怎样？在民进党执政后，社会运动似乎减少很多，那时候的彼此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变化？

萧：其实都是避开不了政治/政治运动的。1980年的社会运动跟政治运动也就是所谓的党外保持一定的距离，其实心跟党外是连在一起的，不是希望党外可以争权夺利，而是同样希望政治上可以改革，可以民主，在当时只要有点想法的人都会认同。

那时候公民团体上街游行，相关的党外后援会都在后面，至少一百公尺以后。那是因为怕国民党政府抹黑，不让政府有藉口，是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像是一开始我们成立消基会，被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称为叛乱团体，理由是制造经济秩序的混乱。因此，在一开始社会运动团体在行为上是去政治化，但不代表没有政治，彼此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民进党成立与解严之后，社会运动分成两种状态，一个与民进党的距离就拉近了，另外一个是坚持要与政治保持距离。到了90年代初期到1996年的时候，又比较分开，因为当时社会运动者认为，民进党变成以权力、以执政为主，不是全心全意地来保护劳工、环保等议题，变成一个世俗化的政党。我记得我当时参加了许多这样问题的研讨会，现在感觉就是一个宿命，是一种又爱又恨的感觉。

不过，同时间台湾政治有几个重要的发展，一个是「国是会议」，一个是国民党内的保守势力反扑，像是郝柏村(国民党军方领袖、后任行政院长，被认为是国民党当时非主流派的领导人之一)当行政院长。他当院长的时候，就说，如果你不是环保受害者就不能支持环保，要把环运者提报为环保流氓，把公民运动给抹黑。

在90年代因为有这样的背景，社会运动与民进党在某些时期又是非常的紧密的，尤其在96年李登辉民选成功之后，大家更感觉两者之间可以更结合，因此常常共同推出主张、彼此合作，公民团体也常常推荐民进党的候选人。

2000年之后，公民团体里面尤其是劳工、福利、环保跟民进党政府之间一开始是处于蜜月期，所以那时候感觉上是有一点撤退，撤退的意思是，好，让你来做做看。但之后就从蜜月到挫折，感到很不满，因为这些公民团体认为民进党并没有实现他的政治诺言，有背叛之嫌。整体来说，在民进党执政的过程感受上是酸甜苦辣。

这时候出现了另外一个吊诡，2000年到2008年国民党是反对党，世界各地的反对党都应该是跟社会运动在一起的，但国民党并没有。它维持过去对社会运动的感受，就是看不起社会运动，认为社会运动是搞垮它的。在当时，我也做了一些访谈研究，有些团体的确也有试图跟国民党连系，但是国民党置之不理，于是社会运动就更反对国民党。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2000年到2004年，民进党的第一任总统任期内，社会运动与民进党之间就保持了距离，但跟国民党的距离不但没有拉近，反而拉的更远。2004年到2008年，民进党陷入贪腐弊案当中，已经无心大力改革，基本上只有在言论自由、司法改革上有做出成绩，其他大部分的改革都没有做好，当然也让社会运动团体非常失望。不过，2008年总统选举，一方面国民党在国会已经取得三分之二的多数，另外社会运动团体根本不信任国民党，因此当时又回去支持民进党，虽然最后选举的结果是失败的。

2008年马英九执政，国民党的威权本性又回来，他们的作为又让社会运动再起，当时我就合编了一本书叫做「社会运动再出发」。公民社会发现国民党威权保守的性质没有改变，像是一开始陈云林来台就给大家很大的警讯，我们发现国民党政府对自己的人民不信任，这是促成公民团体再起的最主要开端。因此后也出现许多不同的公民团体来监督，像是「国会监督联盟」、「两岸协议监督联盟」。

这段期间，公民团体与民进党又比较结合，但整体来说结合的效果不大，因此公民社会、公民团体独立凸显的力量是比较大的。总体来说，过去三十年来，两者之间的精神是互通的，但关系却是时分时合。　　（本文刊发时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