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新煌谈台湾公民社会：中国成为“干扰因素”

2013年八月份的台湾天气炎热，民间显得特别躁动。由台湾网友组成的「公民1985联盟」发起抗议运动，在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聚集了25万名台湾民众穿着白杉抗议。抗议的源起来自于7月份，台湾一名服义务役的下士士官，被不当程序与不适切的处罚关进禁闭室，最后因为身体不堪高强度的操课而离开了人世。

在台湾，成年男性有当兵的公民义务，进入军中后，我们会得知有一个电话号码1985，当你感受到不合理的对待需要反映时，可以拨打这支电话。

由国防部设立的1985这支电话显然没有救到这名义务役下士，于是台湾公民社会成立了「公民1985」要为现在社会上的不公义进行新一轮的社会运动。

因为自身有主编一个网路评论网站，当时在制作该主题邀请作者群时，我就想起了在台湾社会享有盛誉的萧新煌教授。萧教授是1948年出生，在80年代时，他从水牛城念完博士归国，参与了台湾第一个公民团体「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的创立，以民生诉求推动公民意识。也从那个时代开始，他一方面在台湾大学社会系任教，另外一方面，他的身影与文字大量出现在台湾社会运动的场合、各大报章，是知名的台湾自由派知识分子。

他答应了我的邀约，以「《公民1985联盟》、25万白衫军无法自外于台湾社运的命脉」为题，写了一篇精彩的2500字的评论文章。

在看过文章后，我决定访谈萧教授，请他就自己在过去所参与、研究的台湾公民社会、社会运动变迁当中，找寻过往三十年的台湾核心价值转变。尤其，在两岸四地交流愈加密切，在香港公民社会茁壮争取普选与萌发本土意识的今天，我相信这样的访问刊登在《东方历史评论》的繁体版，更显意义。

动思这篇访问是在夏日，而我去中研院拜访萧新煌教授的时候，已经是秋天。这位在台湾民主化过程活跃的自由派学者，现在年纪已经有六十五、六岁，我原以为，见过大风大浪的萧老师，可能会凸显一种更为「长者」的风格，但访问过程中，他却展现出十足的活力，尤其对于台湾民主发展的使命感仍然非常的强烈。

萧教授清楚地讲述了台湾从六十年代到现代，台湾民主化、公民社会成型、社会运动的发展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并且以五个典范的转移解析了当前台湾的主要价值，这五个新典范分别是：「民间社会新典范」、「民主新典范」、「族群多元新典范」、「国家认同新典范」与「永续发展的新典范」。

透过萧教授解析五个社会典范转移的过程，以此检视当前台湾的政治、社会问题，以及为何会出现「公民1985联盟」跟二十五万人上凯道抗议，不但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受，更被赋予一种一切当前状态皆有历史发展的轨迹之感。

当他以社会学的专业与自身的经历与历史发展结合，娓娓道来所提的台湾五个新典范转移过程，更让我在采访的过程当下，似乎明了了「我们之所以为何为我们」、「我们都是历史的延续」的意义。这样子的感受，让我对于大众常提到的「台湾共同记忆」产生了充实的感觉。同一个时间内，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网民因为歌手张悬在英国演唱拿台湾国旗引起喧然大波，香港这几年在本土各个面向发生的中港矛盾也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我忽然对于人们常常说，要理解不同立场，不要伤害对方情感，必须求同存异，有不同的想法。我隐约的感觉，当两岸四地彼此越来越接近，新的故事正在上演之际，我们小心翼翼的去呼喊不要伤害情感，但却同时不断强调自己的情怀，那不如先放下自己，去进入各自土地上不同的发展脉络，感受不同地方、不同阶段的社会价值转变，从中产生尊重，才能会有真诚的交流。这些真心交流所得到的结果，会回到自己的土地上，丰富自身，最后希望彼此可以享有更多共同的价值，尤其身处在两岸四地的我们，都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有强烈的使命感。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与萧教授谈到了当前影响台湾民主几个干扰因素，这些包括来自中国、台湾内部的干扰因素，正在我们的政治与生活中影响着，我问他会不会感到悲观？他一股豪气地跟我说，没有悲观的权利，「如果我们放弃了，要如何面对这些前辈的牺牲与贡献呢？」

我在当下似乎可以体会到，在那样狂飙、解放、转型的年代，这样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如何带动台湾社会的转变，以及让在大学校园求知启蒙的年轻学子感到震撼与热血沸腾。我希望这股情绪，感染了台湾的过去，延续到现在，希望也可以扩散至两岸四地对土地有理想的朋友们。

问：解严前的80年代至今，台湾的公民社会形成与社会运动发展在老师看来，可以分成哪几个阶段？

萧：很清楚的，1980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我一直认为，80年代是一个黄金年代，在这个黄金十年里台湾社会有非常大的变动，社会改变也让政治改变，1980到1986所发生的事情才促成了1987的事情发生(指解严)。

1987的解严又促成台湾社会在80年代后期的变化，之后进入90年代的宪政改革，再到两千年的政党轮替，到此为止，我们可以知道80年代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但不仅如此，我们回溯来看，1970年代知识分子的骚动，在那时候文化上也展开了本土化，像是乡土文学，学术研究也在那个时候开始本土化，再往前推，1960年代的外省知识分子，像是雷震的自由中国，同样都有贡献，不过意义上较没那样重要，原因是这是比较局限在国民党内部的改革。

我有整理过台湾民主化历程的人物与社运的文章，其中我就是以1960的知识分子作为起点，之后是1970台湾文化认同、党外概念兴起、乡土文学运动论战、基督教长老教会的「人权宣言」到1979的「美丽岛事件」。

我认为这是台湾民主长跑的开始，在1970年代知识分子透过文学（乡土文学论战）、表演艺术（校园民歌运动、云门舞集成立）与社会科学（建构行为科和社会科学本土化）去找寻台湾住民对台湾的文化乡土认同。那个十年可以称为台湾的文化认同运动期，认同的是台湾这块土地和本土社会，也可说是一种集体灵魂的找寻。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运动的发生都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1971年国民党政府被迫退出联合国，迫使台湾的知识分子警觉到中华民国不被国际承认，那维持中华民国政府的台湾本土社会又是什么呢？即使中华民国没有了，台湾仍然存在，那么在台湾安生立命的我们又是谁呢？于是他们集体而具高度和深层文化艺术学术运动，开始找寻台湾的认同。

到了80年代社会抗争的运动才真正的开始，而社会运动在80年代又可以分成好几波。第一波的时间就是解严前（1980-1986），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阶段，却常常被忽略，尤其保守派常常声称是解严促成了社会运动，错的，是社会运动促成了解严，然后解严后在促成另外一波的社会运动。　　在80年代的第二波社会运动是在解严那一年（1987），在那一年就有重要的七个社会运动（分别是1远东纺织公会、劳工法律支援会2云林农权会3教师人权促进会4残障联盟5台湾人权促进会6外省人返乡促进会7老兵福利运动）。

第三波才是1988年到1990年。在这三波当中，第一波是环保、妇女，还有消费者运动，这些社会运动都是很重要，我自己本身是消基会的创始人之一，像是消基会就是带动了中产阶级自由派的兴起，从民生诉求开始自力救济，这一阶段的社会运动特色就是没有那么政治性。

第二波的社会运动就开始「冲向」政治，讲究人民权利，包括人权、农权、教权、残障者、外省与老兵返乡，这部分就已经开始进入政治了，因为这必须涉及到党政的改革。

解严之后的第三波社会运动则是政治化的议题为主，像是黑名单台湾人返乡运动、新闻自由与独立运动、野百合学生运动、反军人干政运动。其中，也有民生诉求的社会运动，像是嘉年华的无住屋者运动。

至此是80年代社会运动的全面兴起与三个阶段，解严之后开放报禁与党禁，也对90年代的发展影响深远。90年代台湾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政治与宪政的改革，此时台湾社会看似已经完全解放，事实上国民党的保守力量也是一直要反扑，但是公民社会与民间社会组织继续的支持，才会有在2000年政党轮替的机会。按照民主巩固的定义，政党轮替是一个关键的指标。换言之，就是反对党可以透过和平而民主的选举取得执政权力。

回头过来看这个过程是相当有意思。我们往往会说，过去之所以社会力会浮动，好像是因为国民党内部产生分裂，因此社会才开始伺机而动。不是，是社会永远在动。

我们来看台湾的历史，1930年代的文化运动，那就是本土的知识分子学着日本的社会的思潮，才开始台湾这块土地上进行运动，那时候就是一个台湾民间社会的「浮」了。

我常常用「浮沉」来形容台湾的民间社会，文化运动之后，日本打太平洋战争、国民党来台，台湾民间社会都是「沉」下去的，一直到1970年代文化认同运动、80年代社会运动、90年代宪政改革运动到两千年政党轮替，都是社会力量一直再动。这是一种伺机而动。

从中，我们可以理解，不是特定的某种文化才会产生CivilSociety、不是有哪些文化不适合民主，都有的，只是每一个社会促成民间社会的成分不一样，有些地方是宗教扮演很重要的力量，台湾不是，台湾是知识分子、是中产阶级自由派的学者，这些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从60年代开始，都看得到他们发挥出来巨大的影响力。

在70年代，这些知识分子开始把台湾带入我们的脑海里，在此之前我们是没有台湾的，我们是「我国」是中华民国，而这个中华民国是要跟中国连在一起的，一直到那个时候才开始出现「我们要认识台湾」，也就是近代本土化的开始。

因此，如果以社会运动来分期，每十年确实是一个分期的方式，各有不同的主轴，也看得出来不同阶段之间的因果关系与意义。不过，若是以「自由化运动」为主题，那确实是从80年代开始，87年以后才开始进入所谓的民主转型，90年代开始，进入民主的大转型，也就是宪政改革运动，到了2000年政党轮替后，我们进入的是民主巩固的阶段。

进入到这个阶段，我们还是有遭遇到民主的后退、反扑，但基本上已经不允许再回到非民主的社会。

我们最近也看到许多政治人物的非民主的作法，但是我们同样看到民间社会是有强力的反扑与抵抗的，这代表着「民主」已经是台湾的主要价值，民间社会是不容许有后退。

问：你认为台湾民主化的发展过程中，主要的价值转变有哪些？

萧：民主当然是重要的价值转变，在我的说法上是「典范转移」。对于过去这段台湾走过的过程，我可分举了几个不同的典范转移。第一个典范转移的背景在于，过去社会是被压抑在政治下，社会是没有力量的，因此第一个典范转移是Civil Society的出现，「民间社会新典范」的兴起。社会有了主体性，社会力有自己的诉求展现，最主要的就是要求自由与要求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