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中国离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远得不得了

自“牛津共识”在共识网发布之后，舆论界众声喧哗，褒扬者有之，鄙夷者亦有之。在采访徐友渔之前，我最赞同的是许纪霖和秦晖的评价。许纪霖在给共识网编辑部的信中写道，“虽然共识部分卑之无甚高论，但最有意义的是，原来对立严重的各派已经开始在寻找共识。”秦晖在接受FT中文网采访时则说，“‘牛津共识’这件事是有一点意义，但仅就这个文本而言，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然而，在徐友渔看来，这份共识文本的意义并不小。我原本期待徐友渔会对中国现状作出比“牛津共识”更深刻的解读，而他却说，他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并没有超越“牛津共识”，这让我感到很失望。但这种失望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因为徐友渔对“牛津共识”的深度阐释说服了我。他说，“‘牛津共识’对中国现状的认识，不仅表达得很清晰，而且方向也很正确。”

彼岸清晰可见，怎奈举步维艰。

大概在三年前，我开始读徐友渔的书，并感到喜不自禁，他的《与时代同行》是我的启蒙读物之一。而第一次见到他，还是在2014年1月19日的共识网学者餐叙会上。他话不多，很温和，像是一个没有脾气的人。有学者发言的时候，他会安静地听，多数时候则闭目养神。

在后来的访谈中，他给我留下了两点深刻的印象。

其一，在采访前的沟通中，徐友渔主动提出要回应《新左翼思潮的图景--共识网独家专访陈冠中》一文。如他所言，在当今的中国学术界，一些非常宝贵和重要的学术观点发表之后，就自生自灭了，学者们似乎都习惯了“各自为政”、“自娱自乐”。所以，他的这种态度让我尤为感动。

其二，徐友渔不仅表现出了对自己所珍视的价值的捍卫，还表现了一种“己所欲，勿施于人”（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克制。

他给我讲了一个关于他自己的故事。在地铁上看见乞讨的人，他常会感到很矛盾。对于那些他认为确实需要帮助的乞讨者，会有一种很强大的力量驱使他去施舍。他故意等乞讨者走过身边之后，然后大声说“回来，回来，我要给！”这种做法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然而他的理由却让我肃然起敬。他解释说，他希望用这种大家看得见、听得见的夸张举动，来带动别人也给这位乞讨者一点钱，因为他觉得他个人的施舍是不够的。

徐友渔说，“我希望这种怜悯的心态，助人为乐的心态，在中国社会占上风。但我不敢提倡这个东西，因为也许相反的做法也有道理。”

“牛津共识”是有共识的

蒋保信：去年9月份，自“牛津共识”在共识网上发布后，影响不小，我们也把它评为了2013年度的十大事件之一。但也有很多人并不看好“牛津共识”，朱大可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他提到的第一点是，“牛津共识”缺乏共识，新左派、自由派和新儒家三方婚配以失败告终。对此，您怎么看？

徐友渔：我觉得“牛津共识”是有共识的，其中重要的几点，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当前中国形势发展的判断，以及对于中国现实的态度，都写在上面了，大家都很认可。我觉得我们所达成的共识、所肯定的价值立场，是值得赞成和支持的。至于说“婚配以失败告终”，我不赞成。我觉得“牛津共识”的目的，不是把对于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持不同立场的三个派别联合起来团结成一个队伍，我们本来就没有抱这样的目的。寻求共识，是为了找到各个思想派别的交叉点和公约数，我觉得我们做到了这一点。

蒋保信：朱大可提到的第二点是，对于中国知识界而言，重要的不是达成所谓“共识”，而是捍卫思想的独立与自由。

徐友渔：对我来说，假定我个人要发表一份有关政治和社会的宣言，我肯定首先要谈思想的独立与自由，因为这个价值对于我而言是最基本的，同时我觉得也是对中国现实针对性最强的一点。但是，持其他立场的人不一定这么看，他们也不是不赞成这一点，只是可能不会把这点强调得那么高。所以，哪怕我自己再怎么珍爱这种价值，我也不能强加于别人。我觉得大家既然想要取得共识，就要互相商量和妥协。我没有把这点强调和提到首位来表达，对我来说是一个遗憾，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思想界应该多元化，但共识也很重要

蒋保信：还有人认为，思想界应该多元化，没必要寻求共识。比如新左派强调平等，对底层利益关注比较多；自由派强调个人自由和权利，和中产阶级结合比较紧密；新儒家强调继承传统文化，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各学派关注的问题都有所不同，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万物并行而不悖”。从这个角度来看，思想界也不太可能达成共识。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徐友渔：我不太赞同这个提法。思想界应该多元化，这没问题。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除了表达各自的观点，热衷于争论以外，在基本价值立场上有没有一些共同的东西？我认为，显然是有的，整个人类都有一些普遍适用的价值。我们只要假定中国知识分子还有起码的良知和起码的社会责任心，那么他们对中国问题的一些基本看法就应该有一致的地方。多元的东西、不同的东西，需要保留；但是，共同的东西也很重要。所以，我们需要寻求并达成共识。

蒋保信：从报道中可以看出，您是这次“牛津共识”的积极支持者。您甚至表示，无论共识在文字上如何表述，您都会签名。您为何如此在意思想界的“共识”呢？

徐友渔：我说“无论共识在文字上如何表述，我都会签名”，是有前提条件的。我说这话是在我们一起商量如何表达“牛津共识”的过程中，框架和基本内容已经有了，我认为大致不错，我不可能一开始就开这么一个随便填数的支票，万一别人写一些明显违反人权的东西，或者是侵犯公众利益的东西，我肯定不会签名。所以有两点：第一，对于我们当初讨论后所达成的共识，我是完全同意的；第二，虽然我有遗憾，比如没有突出强调刚才所说的“思想独立与自由”，但我也抱着一种宽容的心态，完全尊重其他派别的学者像我这样表达自己的立场。因为前面已经有这么一个基础了，后面都是一些非常细节和文字的表达，我当时为了促成这件事，就说了这句话。

共识在中国的独特意义

蒋保信：有西方的记者说，在西方，一帮学者聚在一起发布一个声明，可能并不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相比之下，在中国，思想界的共识有何独特意义？

徐友渔：确实，中国知识界各派聚在一起发一个共识声明，它的意义不应该高估，这不是多么了不得的事情。但是，在中国特殊的国情里，它有些特殊的重要性，我觉得一般人不知道这一点，我要说出来。

回顾历史，在上世纪80年代，当执政党倡导改革开放的时候，知识界是有共识的，这个共识就是全力以赴支持以胡耀邦等为首的改革派和他们所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后来，这种共识被打破了，它虽然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也给人留下了很多遗憾。为什么以前知识界全力以赴支持改革开放的共识就没有了呢？中国从80年代发展到现在，逐渐变得没共识了，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遗憾或者是一个缺陷，我同意这个看法。

另外，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很多人，包括媒体，都有这么一个感觉：中国有那么多问题，有那么多社会不公正和人权被剥夺的情况，你们知识分子只是吵来吵去的，为什么对这些基本问题没有一些一致的看法，没有一些共同争取的东西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一定要就一些社会问题取得共识，要表达一些共同的看法，这是至关重要的。

我知道在这二十多年里，很多自认为并不拘泥于某一个思想派别的人，都致力于在各种思想派别之间做调和的工作，想取得共识，开了很多会，都失败了。我觉得他们的努力是值得赞许的。

在牛津的时候，我看到这个趋势比较好，大家居然能够因为一个很不寻常的机缘，终于坐在一起了，而且还有可能达成共识，我觉得这真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所以我表现得比较积极。前面说了，我认为思想界达成共识是很有必要的，而现在又有实现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全力以赴去支持。但是，我马上就觉察到，因为我被视为是一个思想派别的代表人物之一，如果积极地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对达成共识是不利的，就像刚才说到的，我不能过于强调我最珍视的价值。所以我的态度是，尽可能寻找共同点，尽可能表示支持以促成这件事，而不是把我最看重的独特价值表达出来。

蒋保信：您有所妥协。

徐友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