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共产主义“新人”在世界各国的反响
在20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中，苏联、中国和古巴等共产党国家塑造“新人”的理论和实践上有特殊的影响。
上个世纪20到30年代，出于对西方社会的失望，很多西方知识分子转向共产党国家寻找替代，他们认为，共产党国家的“新人”把精神和道德放在物质和贪欲之上，让个人服从于集体，为了一个更超越的目标而生活，这与西方社会个人所遵循的价值完全不一样。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者悉尼·韦伯和比阿特利斯·韦伯夫妇30年代中期访问苏联时曾经对“苏维埃人”印象深刻，在他们的《苏维埃共产主义：一个新文明》一书中留下了很多观察和评论。他们的书中有一章的题目就叫“重塑人”（TheRemakingofMan）。他们对莫斯科体育俱乐部墙上的标语“我们不但按照经济原则重塑人类社会，我们也按照科学原则重塑人类”感到十分振奋。苏联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那么如果没有宗教的天国和来世概念，“新人”的道德原则以什么为基础呢？韦伯夫妇提出了他们不无道理的答案：共产党用普遍的个人负债意识取代了宗教概念，在苏联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欠了党、政府和社会的债，他的一生就是用贡献来还债，这就为个人的伦理道德提供了基础。韦伯夫妇也对苏联把生产劳动和教育相结合的教育制度深感兴趣。他们认为，在西方实际上有很多教育界人士提出这样的设想，但只有在苏联才成为了现实。
美国记者艾拉·文特（EllaWinter）在30年代访问苏联后出版了《红色的美德》一书，其中也有一章题目就叫“设计新人”，另外还有一章题为“五百万分之一”（意为5百万苏维埃新人中的一个），介绍了一个叫谢尔盖·达维**奇的“苏维埃人”。这个苏维埃新人只有22岁，但已经在集体化和反对富农的斗争中经受了考验。他没有任何个人财物，衣着简单，生活朴素，睡得很少，有时根本不睡，特别是为委员会准备工作报告时。他随时随地都注意政治新闻，常常在雪地里走几个小时去传达最新的政府公告。他一瞥之下就能分辨出来者是不是“我们”的人。文特说，对于这个“苏维埃新人”来说，那些困扰着西方青年生活的主要问题早就都解决了，或者根本就不存在。
在50年代和60年代，当西方社会面临着新的心理和文化危机时，很多知识分子又转向了中国和古巴。美国科学家阿瑟·格莱斯顿说，对中国的访问唤醒了他青年时期的理想主义，改变了在充满竞争的西方社会形成的对人性的看法。英国社会科学家皮特·瓦斯莱说：“中国试图在日常生活中改变人类的价值和个人关系，对工业和城市条件下被认为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些行为模式提出挑战。[13]”英国坎特伯雷大教长休立特·约翰森是基督教世界中尽人皆知的共产党国家的辩护士，从30年代到50年代，他访问了苏联和中国，出版过书籍和文章向西方介绍他的观感。他于50年代初访问了中国，于1953年出版了《中国：新的创造性时代》。他在中国发现了20年前在苏联发现的东西：人间天国。他说：“中国正在上演一出宗教性的戏剧，它对贪婪的憎恶和基督教完全一致”，中国“正在把人从物质占有的本能中解放出来，为建立在更高基础上的新社会铺平道路”。“中国共产主义已经把冰冷的技术变成人与人之间温暖交流的渠道。当一个人走进他的实验室、他的田野、他的工厂的时候，他心中有一种对于社会和生活的全新的概念。他和他的工作夥伴成了正在蓬勃发展的新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的小我消失了。我们梦想了多少年的真正基督教的因素在中国实现了。”[14]
美国著名的中国学者费正清1972年访问中国后，在美国的《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中共在改造人的道德和精神面貌方面取得的成就。他说，中共在中国进行的是一场“影响深远的道德十字军远征”，把人性引导到“自我牺牲和为别人服务的方向”。他说，统治中国的不是法律，而是道德典范，这可以为美国社会提供榜样。另一个访问过中国的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说，中国已经成功地把两性关系的基础从异性相吸变为建立在革命关系上的两情相悦，挑选对象的条件是革命觉悟，妇女们也已经不再使用口红和化装品[15].
60年代西方知识分子还频繁地访问古巴，在那里找到了未来人类的希望。与苏联或中国式的“新人”相比，古巴有一个更具有魅力的“新人”典范：切·格瓦拉。在西方世界，尤其是知识文化界和青年学生中间，格瓦拉不但是对西方物质主义个人至上的否定，是人类崇高信念和精神超越的象征，也是对苏联官僚制度和异化了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一个在60年代访问过中国和古巴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分析格瓦拉的魅力：“对他来说只有一件事是真正重要的：创造新人，个人和共同体的完美结合从而反映出人的真正性质。……在他看来革命斗争是升华人和解放人的手段，它使得人在通向完美的阶梯上不断攀登，直到完美。[16]”这些被“腐败”的西方所“异化”的知识分子终于等到了一个第三世界的英雄：他以堂·吉柯德的精神与人的物质欲望和生存本能战斗，以十字军的气概远征，以艺术家的热忱塑造人，而且他又是那么年青、那么英俊，最后象耶稣被钉上十字架那样献身，这让他们太激动了。法国哲学家萨特说，格瓦拉是这个世界“最完整的人”。在他访问古巴时，卡斯特罗和格瓦拉曾多次与他彻夜长谈。他也参加了从下午延续到深夜的数十万人的集会，聆听卡斯特罗长达8个小时的讲话。对此，萨特惊叹于革命甚至把人的生理习惯和需要也完全改变了。古巴革命者征服了睡眠，征服了休憩，也就是克服了自我。
美国有一个“我们必胜纵队”，从1968年开始组织知识分子和学生前往古巴帮助收割甘蔗，在此过程中接受思想改造。“我们必胜”是古巴当时最流行的一句口号，“纵队”是古巴劳动管理军事化的形式。在与这个“纵队”的成员谈话时，卡斯特罗提出了他的人类进化论：“人有能力做伟大的事情。但人的进化在历史或前历史（在卡斯特罗的语言里，”前历史“指古巴革命之前的人类历史，就与中共的语言里1921年中共成立是”开天辟地“同样的意思）的某个时刻停止了。至今为止我们所了解的人类是前历史的，是野蛮的。”“我们必胜纵队”的成员于是得出结论：“在他的领导下古巴正在创造出菲德尔的一代”，“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真正人类的历史时期──新人的时期。”[17]
共产党国家塑造“新人”的实践也对第三世界国家产生了影响。第三世界国家在独立后普遍面临如何在较短时间内和缺乏物质和技术的条件下建立和发展现代经济基础的难题，也面临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或者道德哲学来凝聚民族，号召个人为社会奉献的问题。在这两个意义上，共产党国家塑造人性的实践都曾经在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和领导人中产生过影响。印度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尼赫鲁还在20、30年代就对苏联的建设、尤其是如何让中亚地区的民族参与到国家建设中来非常赞赏，把这看成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实验，因为在他看来，这些地区处于和印度大多数地区类似的发展水平。他在狱中给女儿英迪拉写了很多信，作为给她的世界历史教材，其中苏联是作为一个新文明来介绍的。50年代尼赫鲁当政时，印度的国有化和社会化政策差不多是世界上仅次于共产党国家的。
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坦桑尼亚民族主义领导人尼雷尔对毛泽东的中国的钦羡。尼雷尔苦于非洲新独立国家的落后，曾经说：“我们的工具还是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创始人）时代的。我们住的房子是摩西（《旧约》中犹太人的先知）时代的。……当美国和俄国把人送上月球的时候，我们非洲人还在跳舞。[18]”尼雷尔在转向中国之前就从坦桑尼亚在西方国家和苏联东欧留学的学生中观察到了不同的态度。在一次为提高物质待遇而举行的罢课中，他看到参加罢课的学生都是在西方国家留学的或是在独立前的殖民地下受的教育，而唯一没有参加罢课的是两个在苏联和东德留过学的。对物质待遇的这种不同的态度使得尼雷尔得出结论：“西方太个人主义了。所有教科书都强调权利、权利、权利，没有责任。……责任常常被定义为服从法律……”；相反，“在东方（指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对这种倾向的反动，就向钟摆一样指向另一极。为了取得平衡，你必须在两极之间摆动。……东方国家具有非洲需要的东西：对责任的强调。[19]”
尼雷尔在60年代两次访问过中国，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告别宴会上说：“你们的人民和政府有效和愉快地用觉悟和刻苦的节俭来从事工作，这对我和我的人民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我相信我们能应用同样的方法。”当他问中共外交部长陈毅，他的部里有多少轿车时，陈毅说只有10辆。这个明显不符合事实的回答却使得尼雷尔十分震动。回国后他在议会里发起了讨论，用“中国的10辆汽车”作标准，要取消坦桑尼亚政府机构里多余的“奔驰”汽车。对比中国民众简单朴素的衣着，他甚至觉得坦桑尼亚传统的鲜艳服装都是奢侈。使他印象更深刻的是中国援助坦赞铁路和其它工程项目的技术和劳工，对比坦桑尼亚工人的懒散和效率低下，他说：“纪律严格的工作是绝对必需的。在这个方面，我们的中国技术人员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结论
时至今日，毫无疑问共产党国家塑造“新人”的实践都失败了。由于这个工程的基地是在摧毁旧道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它的失败留下的是双重意义上的道德废墟，使得虚无主义、犬儒主义和政治冷漠大行其道。在一个有深厚宗教传统的国家，恢复宗教传统可以填补这种道德衰落带来的伦理空白；但在一个缺乏这种传统的社会，道德的复兴和人性的回归就要困难得多。
英国哲学家伯林曾经对20世纪改造人的社会工程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充满灵感的艺术家，他企图把人熔注进根据他的独一无二的眼光所设计出的模式，就象画家搀和颜料或者作曲家组合音响：人成为一种我可以把自己的创造性意志加诸其上的原材料。即使人在此过程中受难甚至死去，他们也被升华到了一个如果没有我对他们生活的强制──创造性的强制──他们将永远不可能达到的高度。[20]”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回顾“新人”工程，人们首先要问的并不是它在现实中的可行性，而是这种以提升人的道德水平自命的社会工程本身的道义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