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最能在集体意义上体现“新人”的是军队。60年代中期提出的“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口号具有多种意义。用军事化手段把大众动员和资源集中推到极端来从事经济和其它工作，所谓的“会战”就是军事化手段之一──大庆和大寨以及几乎所有经济和科研成果都是“会战”的成就。在非军事部门建立军队中的政治工作部，也是军事化手段的运用。就“新人”的个人典范来说，军队在60年代上半期为全国人民提供了难以计数的榜样：雷锋、王杰、欧阳海、麦贤得、蔡永祥、门合等等，他们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从“延安整风”开始，中国式的“新人”除了共产主义“新人”的普遍特征（如政治忠诚和献身精神）以外，强调的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用掏心挖肺式的自我解剖和苦行僧般的自我拒绝来达到彻底否定“小我”（即个人存在）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大多数“新人”的典范在思想和知识上对传统文化并无多少了解，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高华指出的，这和儒家的“内省”和“修身”有一致之处，只不过是把这种传统推到极端。这种塑造“新人”的努力在“文革”期间达到了颠峰，有组织和集体管理的每个人至少在形式和表面上都必须“狠斗私字一闪念”。“文革”期间另一个和塑造新人有密切关系的，就是大量下放干部和知识青年（当然这并不否认在下放背后的社会经济和人口问题的考虑）。从环境决定论的角度出发，下放是彻底改变人的生存环境，让人脱离城市生活、在艰苦环境下改造世界观的最极端措施。在人类历史上，城市一方面是文明的象征，但另一方面也一直被各种宗教和乌托邦思想视为腐败奢侈淫乱堕落的渊源，所谓“巴比伦”就是用两河流域最繁荣的城市来象征人类道德的堕落。但只有在共产党制度下，这种对城市的批判和拒绝才一度成为体制性的目的。70年代“红色高棉”更是一夺取政权就把全部城市人口下放，企图彻底废除城市（一同被废除的还有货币、家庭、婚姻、财产等等）。“红色高棉”是在毛主义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他们认为即使是毛也没有坚持他的革命路线，没有做到“七、八年再来一次”，因此柬埔寨在革命彻底性上要超过中国。在这个意义上，胡平“比赛革命的革命”是最精辟的概括。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式的用“触及灵魂”来达到完全的脱胎换骨、和“旧我”告别并非仅此一家。越南共产党照搬中共的思想改造模式来对付知识分子，达到了同样的效果。有一个叫TRANDUCTHAO的著名哲学家，曾在法国留学和工作，对现象学的研究达到了很高水平。他在这方面的著作至今仍是西方哲学界重要的参考书。他受革命的感召于40年代末回国，自觉接受思想改造。为了表示对自己没有参加艰苦斗争的惭愧和惩罚，他不用蚊帐睡在丛林里，故意让蚊子叮咬，结果染上了疟疾，而这是很多老游击队员都曾经患过的疾病，很多人留下了后遗症。这位哲学家就用这种方式表示自己补上这一课。在50年代的北越，当抗美战争还未到来时，越南知识分子和干部也经历了和中国类似的思想改造和大规模的下放。和“延安整风”时一样，大量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出于各种原因死于非命。
共产党的“新人”都有领袖崇拜情结，都从这种崇拜中找到心理归宿、吸取精神力量。领袖崇拜从根源上说是个人虚弱和个性泯灭的结果，因此个人需要与超越时空的一个绝对存在发生联系、从中找到自己生存的意义和力量。中共的“新人”把领袖崇拜发展到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所不能的地步，近乎神迹。毛泽东思想在“新人”的思想改造和阶级斗争中甚至被称为“照妖镜”，这就和巫术没有分别了。
四、“把他们都变成切那样的人”──古巴塑造“新人”的实践
与中国一样，“新人”的概念在古巴可以追述到民族主义历史中。
古巴民族主义领袖何塞·马蒂一方面肯定，古巴民族有和其它民族一样的建立自己独立国家和发展民族文化的能力，但另一方面他批判了在消极意义上的古巴的民族性，主要是缺乏对本民族的自信（表现在强烈的民族自卑感），由此导致对政治的冷漠、集体意识的缺乏、古巴人之间的彼此不尊重、以及对体力劳动的蔑视、懒惰、酗酒和无所事事等等。马蒂认为，这些都是由于殖民地统治所造成的。他认为和民族独立相并列的是重建古巴人的民族性。他指出：“古巴难道只配是一个下等酒馆、一个向闲汉提供啤酒的地方？或者它将成为一个独立而勤劳的拉丁美洲民族？这正是古巴的任务。[5]”他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是“尊严”（DIGNIDAD），另一个是“新古巴”（CUBANIDAD，意为理想中的古巴民族性）。因此，马蒂的民族主义思想具有强烈的道德色彩，培养和建立个人的美德是民族独立的前提，民族独立必须以对古巴人的教育相伴随。美国研究马蒂的学者科克指出，马蒂的思想“非常强调道德意识并最终指向‘新人’的形成”[6].
但在另一方面，马蒂所渴望的“新古巴人”和卡斯特罗以及切·格瓦拉的“新人”又有本质区别。马蒂虽然受到一定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但他本质上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主张对群众进行教育，但反对国家对个人实行强制的改造，并视人性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说：“在改造人性中无论采用什么方法，都不应该把人性中恶的一面消除掉，不应该处处和它对着干，而应该在承认它是一个既定的存在的前提下展开工作”。他还说：“人从不中断对自己需求的考虑并试图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取得平衡，既要为后者服务又不想损害前者，甚至在非常禁欲主义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是非常自然和符合人性的。”[7]因此，另一位研究马蒂的美国学者认为，“新人”和个人自由应该同被视为马蒂重建古巴民族性的基础[8].
和中共领导人一样，古巴革命领导人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等都是唯物主义一元论和环境决定论的信徒，在他们看来，人性中不符合他们要求的都是由旧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因此是可以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被消除的。卡斯特罗说：“从资本主义下过来的人充满了自私”，“彼此象狼一样。”[9]他甚至认为人的进化在资本主义下停止了，而他的革命将重新启动人类的进化过程。格瓦拉说，“我们都是那个环境的产物”，群众并不是“单纯”的。他们虽然把马蒂说成是他们革命的先驱，但马蒂的人性整体论的看法被他们排除在社会工程之外。格瓦拉对人性的理解更是机械的和甚至是非人性的。他说：“我相信最简单的办法是承认它（指人性）的未完成性。人是一件未完成的产品。[10]”他还说，革命者是“幸福的齿轮”。在他的代表作“古巴的人和社会主义”一文中，他说古巴革命要创造的是“21世纪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