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古巴革命的研究者认为，对于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来说，被称为“乌托邦”的并不是改造人的可能性，而是那种认为人性是永恒的和不可改变的想法。古巴领导人关于改造人性的想法对一般干部有深刻影响。一位古巴教师这样告诉外国访客：“我们不能接受那种认为人性的恶是不可避免的观点。我们相信我们能够把人性中的善在青年中培养起来，那将是全新的人。这样的人或许能自发地成长，如同从原始共产主义到封建主义再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样。但为什么等待呢？我想我们必须创造这样的人。[11]”在古巴，一个常见的口号就是“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没有新人的新社会”。
除了环境决定论以外，古巴领导人对人性的看法也和古巴特殊的革命经历有关。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等人是从82个游击队员起家闹革命的，短短3年后就取得了全国政权，这使得他们产生了一种和毛泽东极其类似的强烈的唯意志论观点：只要有了具有坚定意志的人，就能创造出人间奇迹。他们对一般意义上共产党话语系统中的“主观”因素和“客观”条件的解释正好相反：主观因素能创造客观条件。因此在古巴革命以后，塑造人性不但是改造人的需要，也是在经济和社会落后的条件下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出连苏联也望尘莫及的革命奇迹的唯一保证。与卡斯特罗关系密切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卡斯特罗“有一种近乎神秘的信念，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就是意识和道德动机而非物质动机的形成，它们能改变世界、推动历史[12]”。
象中国一样，古巴在革命初期也以苏联为模式，移植了苏联的各种组织形式以实现社会政治化（党、少先队、共青团、妇联、工会等），培养革命所需要的人。但随着古巴领导人日益意识到和苏联在物质基础和社会文明程度上巨大的差别，他们越来越感到古巴必须走和苏联不同的道路去实现共产主义。苏联60年代的经济改革同样使得古巴面临和中国一样的问题：是仿照苏联的模式，使用物质刺激，还是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并相信它能创造出物质奇迹？这个难题反映在1961年到1965年发生的有关道德动力还是物质动力的大争论上。争论的背景是古巴自1960年开始的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造成的生产下降和严重的经济困难（古巴自1961年起很多生活必需品如肉奶蛋米面等等实行票证制）。争论的一方是古巴农业和外贸的负责人，他们主张一定程度上采用物质刺激、放松国家控制，让基层经济管理部门有一定的自主权；另一方是工业和国家银行负责人切·格瓦拉，他坚持原来的（在古巴刚刚实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策，并把苏联的经济改革看成是对“新人”社会工程的腐蚀和瓦解。他曾经说，苏联是个“猪圈”，苏联工人和美国工人没有什么差别，都是为了钱而工作。而他对毛泽东的中国模式非常赞赏，认为中国代表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在他所主管的部门里，他坚持使用精神鼓励，即使在迫不得己给予物质奖励的时候也尽量不使用货币形式，并避免在公共场合颁发物质奖品。在他的号召下，古巴掀起了义务劳动和劳动竞赛，企图用这种方法解决劳动生产力低下的问题。他说，劳动竞赛应该成为工人工余时间考虑的问题。他还希望把战争年代的紧张气氛和牺牲精神在和平年代保持下去，以避免安定有序的生活放松“新人”成长的节奏。
为了维护领导层的团结，这场争论在1965年被卡斯特罗中止，但切·格瓦拉的主张在60年代后半期成了主流。他所倡导的义务劳动被制度化，古巴全国有名目众多的义务劳动日和义务劳动周，时间最长的是“吉隆滩双周”（工人和干部连续两周每天下班后参加2到3个小时的志愿劳动），以纪念粉碎“猪湾入侵”（古巴叫“吉隆滩大捷”）。格瓦拉注意到，在“猪湾事件”期间，由于全国实行紧急状态，平时的消极怠工和迟到早退都消失了，这就是这个长达两周的志愿义务劳动的来历。
象中国一样，古巴的“新人”工程也由典范来引导，“青年岛”就是最突出的一个。这个岛原名松树岛，革命前是监狱，1965年在一次风灾后的善后工作中被整体移交给古巴共青团，从全国抽调了5万名团员，建设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古巴的共产主义飞地。这个岛上的生活设施全部免费，收入按家庭成员的人头而不是贡献，基本不用货币，生产完全按照军事化的方式来组织。在经济上这个岛的目标是建立柑桔和奶牛业，数年内赶超当时世界上柑桔和奶牛业最先进的以色列和荷兰，为古巴换取外汇并解决肉奶制品的供应（这个目标从来没有实现，直到今天古巴人的这些基本生活品供应仍然是票证制）。根据古巴官方的宣传，这个岛的工人生产积极性奇高，“上班时从不看表”。象中国的大庆和大寨一样，古巴全国都派取经团来这个岛受教育，少年儿童和大学生常常在这里一住就是几个月。这个岛还是向世界展示新古巴的橱窗，卡斯特罗常常把他的外国客人带到岛上，告诉他们哈瓦那是“旧古巴”，而这个岛才是“新古巴”。
和青年岛类似的集体典范还有很多，例如有一个叫马亚里的矿区，由8千妇女组成，她们全都是志愿工作者，矿区的生产、生活和分配原则和青年岛一样。除了这些社区性的典范，古巴有很多流动性的，例如一个叫“钢铁青年”的“纵队”，由800大学生和300教授（古巴当时的教育改革和毛泽东在中国实行的教育改革类似，大大简化了课程设置和修学年限，实行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很多教授都只有20岁出头）组成，担负修筑公路和开辟荒地等等最艰巨的任务。工余这些学生和教授常常席地而坐，打开书本继续学习。
在个人典范方面，古巴的新人除了游击队英雄，更多的是忘我的劳动模范。例如在切·格瓦拉的工业部有一个叫阿乃特的模范，创造了连续6个月每天工作9小时、一天都不休息也不领取加班费的记录。他的这个记录被换算成1，607小时，让其它工人去赶超。这种“小时意识”成了古巴“新人”工程的一个特色。例如，1967年2月卡斯特罗前往古巴钢铁厂表彰劳模。他举的事例包括那些“每天至少工作16小时，有4次连续工作24小时”的工人，还有累积了100到200小时的超时工作而不领取报酬的人。最突出的新人典范是格瓦拉，他身兼国家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长，国家给他两份工资，但他只领取工业部长的一份（远远低于银行行长的工资）。他从不滥用特权，严禁家属使用自己的公车，甚至小孩生病时也是如此。只要没有公务，周末他都参加义务劳动。为了世界革命，他最终辞去了古巴领导人的职位，去非洲和拉美展开游击战直到牺牲。格瓦拉的革命清教主义既有一些真诚的追随者，也给那些无心用新人标准衡量自己的下属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他们必须参加那些义务劳动，尤其是切·格瓦拉在场的时候。“当心，切来了”，成了他们私下的警告。有一次切·格瓦拉的一个下属看到他去出席会议时忘了带手表，就把自己有金表链的手表解下借给了他。当切·格瓦拉把表还给他的时候，金表链不见了，换上了一根皮表带和一张收据：“古巴国家银行感谢你的捐赠”。切·格瓦拉死后，卡斯特罗把他奉为古巴新人至高无上的典范，“让他们都成为切那样的人”成了对古巴年青一代的要求。
和毛泽东一样，卡斯特罗也把官僚机构和旧社会留下的影响看成是培养新人的主要障碍，只不过在古巴党内没有和刘少奇、邓小平同样级别的“走资派”。自从60年代早期开始，他一直把古巴在劳动生产力上的落后归因于“官僚机构”的作祟，而把古巴工人和一般干部劳动积极性的低落归因于“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残存的影响。为此在1968年到1970年，卡斯特罗发起了“革命攻势”，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和培养“新人”的最激进措施。
“革命攻势”的经济目标是到1970年实现1千万吨糖产量（通常年产量是6百万吨左右），但更重要的是，围绕这个目标对古巴社会进行革命以来最彻底的清理和重建，为“新人”的产生创造最理想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革命攻势”可以看成中国的“大跃进”和“文革”的结合。1968年3月，他宣布党内揪出一个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小集团，以一个亲苏的中央委员为首（此人叫爱斯卡兰特，古巴革命前就是古巴共产党领导人，但奉行议会道路，拒绝武装斗争。卡斯特罗的革命胜利后他改变态度，帮助卡斯特罗的“7.26”运动和共产党国家发展关系，后来卡斯特罗的“7.26”运动和古巴共产党联合组成新的古共，他被“结合”进中央委员会，但一直对卡斯特罗的激进路线不满）。以粉碎这个“走资派”集团为开端，“革命攻势”轰轰烈烈地掀了起来。接下来，为了清扫妨碍“新人”成长的社会环境，卡斯特罗亲自发起了扫除街头小贩的斗争，一昼夜之间古巴全国的摊贩被废除和没收，小业主们被集中送进劳动营。为了迎接将要到来的甘蔗收获季节，古巴全国城乡实行军事化：全国各地各单位按军事编制组织起来，军队派遣自己的干部和各级党政领导人组成前线指挥部（设在甘蔗田或建筑工地上）和后勤部（设在原来的办公地点），劳动纪律全部按军法从事；一切和甘蔗生产无关的业务全部停止，学校关门，学生组织起来给“前线”送粮食和饮水；妇女在“后方”接管男劳动力留下的工作，或在街头巡逻，一旦发现游手好闲者立刻送进劳动营；在收获季节里，各地每天用战斗警报作为上工号令，很多地方为了创造出真实的战争气氛，常常故意短时期切断电源，让工人在非常状态下工作。这样的模式可以说完全实现了格瓦拉的心愿。
然而，“革命攻势”仍然以失败告终。1970年初夏，卡斯特罗坦陈，甘蔗的产量没有达到目标，“革命攻势”失败了。从那以后，古巴当局在政治和社会政策上逐步放弃了激进过渡的措施，苏联的一套在一定程度上逐步被采用。虽然“新人”的口号从未被放弃，但象60年代中后期那样的大规模运动没再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