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边缘知识分子因在社会变动中上升的困难，就更迫切需要寄托于一种高远的理想，以成为社会上某种更大的事业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对社会政治等的参与感要比其他许多社会群体更强。白话文的推广既扩大了边缘知识分子的队伍也强调了他们的影响，白话文本身同时又为日后的标语口号演说等政治行为的兴起埋下了伏笔。故苏俄式的群众政治运动方式尚未引进，其在中国得以风行的土壤已经准备好了。胡适等新文化人提倡在先，边缘知识分子自觉在后；他们一旦自我觉醒，参与意识更强，就要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五四运动更使社会各界注意到学生力量的重要，京、沪新闻出版界立即开始大量启用大学生，各政党则同时注意在中学生中发展力量。到二十年代，国家主义派的李璜已在抗议各政治党派驱使利用中学生参政而造成其流血牺牲，鲁迅到广州也发现北伐军中拼命的原来竟是学生辈，边缘知识分子无疑已渐成中国政治力量的主力军。正如杨荫杭所见：“他国学生出全力以求学问，尚恐不及。中国学生则纷心于政治，几无一事不劳学生问津。”这样，在中国历史上，边缘知识分子第一次既是政治运动的主力军又部分是其领导中心；而且恐怕是唯一一个参与意识既强，其数量又大到足以左右其所在政治运动的社会群体。二十世纪中国各政治运动的成败，常视其能否吸引和容纳大多数边缘知识分子而定。

杨荫杭观察到：学界中“亦有'客'焉，所办者曰'学务'；而无事不提议，无电不列名。则其人固非教育家，不过'学客'而已矣。为求学故入学；乃在求学时代，竟无一事不通晓，无一事不干预，则其人固非学生，不过'学客'而已矣。”虽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能说学界就不问国是，“然教育家之义务，在教育后进以救国；学生之义务，在学成人才以救国”。若“挂学校之招牌，而自成一阶级，自创一政派，则学殖荒矣。若更为政客所利用，东设一机关，西设一事务所，终日不读书，但指天划地，作政客之生涯，则斯文扫地矣。”这里“自成一阶级”的“学客”，与前述的“商客”一样思出其位而不务其本业。

杨氏注意到：那时的“学生自视极尊，谓可以不必学；且谓处此时世，亦无暇言学。于是教育与政治并为一谈，而学生流为政客。”问题是，“若人人以为不必学，而学校改为政社，浸假而人人轻视学校，不敢令子弟入学”，则造成“教育破产”，其惨“更甚于亡国”。他进而指出：“学风不良，不能专责学生，当责教职员。为教职员者，凡遇学生校外运动，或加以奖励，或不恤表同情，向当局请愿。此实奇异之举。以此辈司教育，势必反主为客，听学生之指挥。”

科举制废除本使道治二统分离，学术独立的观念从清季起便颇有士人鼓吹，到民国更成为主流，但民国教育反呈现出比以前更政治化的倾向。“学习救国两不误”本是民国内外交困的特殊语境下出现的口号，自有其时代意义。就是主张学生应专心读书的胡适在1921年也承认“在变态社会中，学生干政是不可免的”。当时的教师也确有难处，倘不声援学生，似乎又显得缺乏“正义”。有些人或会将读书人在政治舞台的活跃看作学界地位的上升及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其实若从社会视角看，读书人在政治活动中看似重要的影响，却是其在社会上日益边缘化后出现的一个特殊现象：“学生自视极尊”及教职员“反主为客”，甘愿“听学生之指挥”这样的“奇异之举”，正体现出民国知识分子自身走向边缘后“老师跟着学生跑”的时代趋势。

到1946年，闻一多自问道：中国的老师和学生“究竟是谁应该向谁学习？”答案自然是老师向学生学。因为“这年头愈是年轻的，愈能识大体，博学多能的中年人反而只会挑剔小节。正当青年们昂起头来做人的时候，中年人却在黑暗的淫威面前屈膝了。”1948年闻氏的朋友朱自清去世，许德珩在挽联中说：朱氏“教书三十年；一面教，一面学，向时代学，向学生学。”这真是那个时代作教师者“跟着少年跑”的最好写照。

同时，边缘知识青年自身也受时代激进趋势的影响，其激进也随时代而进步；而且他们一旦激进起来，其速度又比老师辈更为迅猛。君不见“问题与主义”论争时，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此时基本是站在主张研究“问题”这一边的。同样，后来非常著名的共产党人恽代英，在五四前后给胡适的信中所表露的思想，就比钱玄同还要温和得多。恽代英主张“与旧势力不必过于直接作敌”。他觉得更有成效的办法是“把孔子的好处发挥出来”以平旧派不正的感情，然后证明旧派其实不合孔子之道。恽氏已认识到那时“所谓新人物不尽有完全之新修养。故旧势力即完全推倒，新人物仍无起而代之之能力。”

这在当时是极少见的卓识。新派破坏了旧的以后，用什么新的东西来代替呢？胡适和新文化人除了用白话来代替文言这一确切答案，似乎也未准备好其他方面的具体解答。既然不能取代，一味打倒，只会增强中国的乱象。持这样稳健观念的人，竟然不久就成为身与武装革命的领袖，可知边缘知识青年行动起来之后，其激进是远过于其老师辈的。五四时如果要在胡适与陈独秀之间划一条线，很可能毛和恽都会站在更温和的胡适一边。但他们后来在共产党内，都觉得陈独秀右倾(即保守)并努力反对之。几年之间，两代人“进步”的速度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北伐时生胡适与死孙文论“知难行易”还是“知难行也不易”，观点虽对立，但都着眼与“行”的青年，恰是“知”和知的载体都已差不多到头，只好让位于“行”和行的载体的一个表征。而行的载体的地位一上升，又反过来影响思想演变的走向。余英时先生观察到：马克思主义一类思想在中国社会上的广泛传播，“最先是大学生受到感染，然后再一步一步地影响到教授阶层。”老师向学生学习既然成了终生的目标，则学生喜欢的，老师也不得不学着去喜欢。新文化运动的老师辈从威尔逊向列宁的转移，恰证明这样一个学生影响教授的过程。国人学习的榜样既由英美转向苏俄，中国思想权势又出现新的转移。

可以说，在西潮东渐以前，中国的发展基本上遵循一种“在传统中变”(changewithinthetradition)的模式。但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在西潮冲击下的近代中国却已难以维持，因为西方要迫使全世界跟着它变。对中国而言，仅仅是要生存，用当时人的话说，就是要保存中国的种姓和国粹，也不得不至少学习造成西方强大的那些秘诀。一旦中国人接受西方的强大并非仅靠工艺和科技、更重要的是制度和观念这样一种西方思维，其所寻求的改变就只能是向西走的在传统之外变(changebeyondthetradition)了。但这样一变，国粹的立足点也就随之而去。

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近代中国士人的包容性和勇气都是惊人的。在国耻发生的当时就提出向敌人学习，通常在政治上是极不“正确”的(做而不说，或做而曲说之，均要“正确”得多)。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表明士人此时大致还能掌握社会的方向。但教育改革，特别是废科举，则不啻士人的自毁。没有了社会意义的“国粹”，也就意味着没有一个社群有资格来界定思想上的国粹，从而就暗藏了后来无国粹可认同的隐忧。虽然具体的学习榜样不时在转换，而所欲学者也越来越具有选择性，“向西方学习”的确是清季以来中国士人的共识。

但不论榜样何在，中国读书人学习西方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新更强的国家，最终凌驾于欧美之上。中国人从西方学习到的东西转用以“制夷”者颇众，民族主义即其中之一。外国在华存在已成中国权势结构之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特殊政治形势，更使所有中国政治运动都带有一定的民族主义性质。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民族主义运动有其特殊的吸引力。边缘知识青年在其中找到自身价值的实现，从不值一文的白丁(nobody)变成有一定地位的人物(somebody)，国家的拯救与个人的出路融为一体。精英知识分子也在这里发现一个选择，即一条通往回归到与大众和国家民族更接近的路径，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从边缘回归中央的可能。故民族主义运动为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新兴的边缘知识分子都提供了某种出路，其在近代中国形成一股大潮也就是自然的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