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荫杭以为：“民国之事，败于营棍子老卒者半，败于土棍地痞者亦半。土棍地痞，不配言自治自决，犹之营棍子老卒，不配言国权威信。”他观察到的二十年代中国总体社会景象是：各级当权者是政客军阀和土棍地痞，自不可恃；社会上具道德廉耻者多隐遁，老百姓又无心于国事，商人中有“商客”，读书人已处边缘，且学人中复有“学客”(详后)。这一片乱相的症结恰在于章太炎所看到的中国已无社会重心这一问题。

杨氏自己也注意到这一点，他指出：“国家固应有柱石，所谓中心势力也。共和国家以大多数之民意为柱石。即降而至于军阀国家，亦有统一之武力为之柱石。”但当时“民意既弃如弁髦，各藩镇有'大者王、小者侯'之势，中央政府则自认为空空洞洞、飘飘荡荡之物，是虽有'国家'而无'柱石'也。无柱石，是无国家也。”在这样的社会中，谁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杨氏的方案是“造成一种中心势力，以大多数之民意为基础”，但那显然只能是一种美好而遥远的理想，在这样的中心势力未能造成之前，失去的社会重心总要有人来填补。剔去营棍、土棍、商客、学客等在杨氏眼中的贬义，他们无非体现出一些新兴社群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愿望和实际的努力。在众多边缘社群中，边缘知识分子恐怕是既有参与意识也最有竞争力的一个。

三、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

近代中国特别是民国初年的各边缘人集团中，介于上层读书人和不识字者之间的边缘知识分子是最值得注意而迄今尚未得到足够注意者。清季教育改革、特别是科举制的废除，即是大量边缘知识分子出现的一个直接原因。在科举时代，读书人“向学”之心从少到老不疲，清代便有百岁童生的盛举。但新学堂收生则有年龄限制。起初虽不乏二十岁上下的中小学生，但过三十者即极少见，以后入学年龄限制更越来越小。换言之，科举制废除的当时就断绝了已成年而尚未“进学”的大量读书人成为士的可能。在新教育体制下，任何读书人到了一定年龄还未跨入知识分子阶层，就已不再有希望。从清季到今天，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容量与同时期中等教育的毕业生数量相比，一直相当微小。从这个视角看，近代教育的开放性是不及以往的。在传统的读书做官心态影响尚大(意味着大量的人要走读书之路)，而高等教育机构的容量又甚小的情形之下，势必产生大量的边缘知识分子。

近代知识分子和边缘知识分子的产生几乎是同时的。当然，早期的学校和学生的程度都相差甚远，同一学校的学生有时已不可同日而语，异地异校的学生更不能一概而论。由于或主观或客观的原因，有的人继续深造，乃成为知识分子；有的人不愿或无缘长期受教，便成为边缘知识分子。同时，在近代中国的特殊语境中，有一些正在受教育过程中的知识青年，其最后是否会成为知识分子尚属未定，但又已参与社会事务的讨论，本文在技术处理上将其未受完系统教育时的言论均纳入边缘知识分子的范畴；对那些继续深造者，则将其已受完系统教育时的言论纳入知识分子的范畴。

大约从1903年起，近代知识分子和边缘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已萌芽。那年一月《湖北学生界》杂志的创刊，就颇有些象征意义。从该杂志的内容看，里面的“学生”显然已不是清代科举中人的谦称，而是一个开始独立的有自觉意识的社会群体。特别是该刊第二期发表的李书城写的《学生之竞争》一文，很能反映新型读书人要主动异化出“士”这一传统读书人群体的自觉意识。李氏将学生列为一个单独的社群，居于由士大夫组成的上等社会和基本不识字的下等社会之间。并明确指出上等社会已崩溃决裂而不能救国，只能“待继起者收拾之”；下等社会则因不知祖国历史地理而使爱国之心无由产生。“学生介于上等社会、下等社会之间，为过渡最不可少之人。”不但要肩负起救国重任，而且要为“下等社会之指向针”。

正像许多晚清士人反清是认为清廷不能救国一样，新兴的学生社群之所以要主动从士大夫中异化出来，也是因为他们认为士大夫已不能承担救国的使命。李书城不仅强调“重哉学生之位置”，而且提出学生应先注目于“内界之竞争”：一是“权利之争”，即争参政议政之权利；二是“势力之争”，要争在国是上的影响力。

1903年，杨笃生撰《新湖南》，专对湖南“中等社会”说法，也认为中等社会诸人是“下等社会之所托命而上等社会之替人也”，其责任正在“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及“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同时，他又暗示这“中等社会”实指“湖南之青年军”，可知多半是针对学生社群而言。留美学生许肇南就主张一国命脉在中等社会。胡适有诗记许氏的观念说：“诸公肉食等狐鼠，吾曹少年国之主。……愿集志力相夹辅，誓为宗国去陈腐。”留日学生张继也强调：“学生为一国之原动力，为文明进化之母。以举国无人之今日，尤不得不服于学生诸君，而东京之留学生尤为举国学生之表率。”

当然，这里的学生，主要还是指学问的载体。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也可看作尚未成为“大夫”的“士”要与“大夫”决裂之意，隐约可见道统与治统分离所造成的困惑。其基本的出发点，虽然仍是士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精神，却并不认同于传统的士；既不以士自居，也不自诩为道统的载体。留学生当然不全是边缘知识分子，许多已进入真正的“中等社会”；但同在中等社会之中，肉食的“诸公”与“吾曹少年”显然是两个社群；而后者也已将前者视为“陈腐”，要誓为宗国去之。这些言论处处呈现一种过渡与萌芽的特征，但独立与疏离的倾向是明显的。

新学堂中人的独立身份认同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不久即成为时代的共识。杨荫杭回忆说：“清季学堂初开，凡称学界中人者，自成一阶级，”民间则呼为“吃学堂饭者”。随着“学界中人”数量的增加，渐渐分化出老师和学生两个独立的社群；前引章太炎所述“自教育界发起智识阶级名称以后，隐然有城市乡村之分”一语，或者即是两者分开的一个表征。盖“智识阶级”这一名称的兴起，显然有与“学生”区分的隐义。很可能正因为“学生”这一身份名称原先更多是代表尚处产生过程中的“智识阶级”(或今日常用的“知识分子”)以区分于“旧”读书人，后来却仅指今日意义的在校念书者，才导致“智识阶级”这一名称的出现。

而“智识阶级”或“知识分子”是否包括数量渐增的学生，也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过去有些学者不免将其放得甚宽，如周策纵先生不仅将五四前后的初高中学生纳入知识分子的范围，而且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旅欧华工中的识字者也归入知识分子社群。美国学者朱丹(DonaldJordan)则将二十年代的中学生列入“上层精英”(elite)之中。这样的分类，不论以中西当时和现在的标准，恐怕都有些勉强。但这些学者之所以不得不如此，既从一个侧面凸显了边缘知识分子这一社群在近代中国的重要性，也说明这一社群在身份认同上的模糊。对这样一种社群的界说，传统中国的士农工商既不适用，近代西方的社会分类标准也觉勉强，倒不如明确其为边缘知识分子。

近代以还，由于上升性社会变动的途径多在城市，边缘知识分子自然不愿认同于乡村；但其在城市谋生甚难，又无法认同于城市，故其对城乡分离的情势感触最深。他们不中不西，不新不旧；中学、西学、新学、旧学的训练都不够系统，但又初通文墨，能读报纸；因科举的废除已不能居乡村走耕读仕进之路，在城市又缺乏“上进”甚至谋生的本领：既不能为桐城之文、同光之诗而为遗老所容纳，又不会做“八行书”以进入衙门或做漂亮骈文以为军阀起草通电，更无资本和学力去修习西人的“蟹行文字”从而进入留学精英群体。他们身处新兴的城市与衰落的乡村以及精英与大众之间，两头不沾边也两头都不能认同——实际上当然希望认同于城市和精英一边而不太为其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