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造成了文学革命诸人难以自拔的困境：既要面向大众，又不想追随大众，更要指导大众。梅光迪、任鸿隽、林纾都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这一点。梅氏以为，如用白话，“则村农伧父皆是诗人”。任鸿隽有同感。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假定足下之文学革命成功，将令吾国作诗者皆京调高腔。”而林纾则对“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这种潜在可能性深以为戒。

在这一点上，“旧派”比“新派”更具自我完善性。传统士大夫的社会角色本来就是一身而兼楷模与裁判的，分配给大众的社会角色是追随；追随得是否对，仍由士大夫裁定。两造的区分简明，功能清晰。但对民初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有意面向大众的知识分子——来说，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所有这些士大夫的功能，现代知识分子似乎都不准备放弃；而他们同时却又以面向大众为宗旨。这里面多少有些矛盾。关键在于，大众如果真的“觉醒”，自己要当裁判时，知识分子怎样因应。假如稗贩不再是“可用为教授”，而竟然“思出其位”，主动就要作教授，那又怎么办？林纾已虑及此，新文化人却还没来得及思考这一问题。

过去研究文学革命，虽然都指出其各种不足，但一般尚承认其在推广白话文即在试图“与一般人生出交涉”方面的努力和成功。其实恰恰在这一点上，文学革命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胡适自称，“在短短的数年之内，那些[白话]长短篇小说已经被正式接受了。”实际上，最接近“引车卖浆者流”的读者反而在相当时期内并不十分欣赏白话文学作品，张恨水就同样用古文写小说而能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广泛流行，而且张氏写的恰是面向下层的通俗小说。这很能说明文学革命在白话方面的“成功”其实还应做进一步的分析。如果从销售的数量言，二三十年代文言小说恐怕不在白话小说之下。美国学者林培瑞已作了很大努力去证实读文言小说的那些人就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鸳鸯蝴蝶派”早已生出交涉的“一般人”。

不过，文言小说在相当时期里的风行虽然可用统计数字证明，文学革命许多人自己的确没有认识到，恐怕也不会承认，他们在“与一般人生出交涉”方面竟然成功有限。很简单，他们自己的文学作品也确实很能卖，同样是不断地再版。这就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文学革命者们到底与什么样的“一般人”生出了交涉呢？或者说，究竟是谁在读文学革命者的作品呢？后来的事实表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接受白话小说者只是特定的一部分人。他们中许多是从林译文言小说的读者群中转过来的，有的更成了后来的作者(如巴金)。另一些大约也基本是向往新潮流或走向“上层社会”的知识青年。鲁迅当然也曾见过以带着体温的铜元来买新小说的电车售票员，但他似乎也就只见到那一个。

但鲁迅毕竟比一般新文化人要深刻。他其实已认识到“民众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向他们讲什么现代常识，“岂非悖谬”。正如汤茂如在1926年所说，“梁启超是一个学者，梅兰芳不过是一个戏子。然而梁启超所到的地方，只能受极少数的知识阶级的欢迎；梅兰芳所到的地方，却能受社会上一般人的欢迎。”所以鲁迅干脆主张“从智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说。”

孔子说，我欲仁而斯仁至。从接收者一面看，那些关心“皇帝太妃”也欢迎梅兰芳的“一般人”，因其本不向往新潮流，也就不怎么感受到文学革命的“冲击”，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反应”了。可以说，原有意面向“引车卖浆者流”的白话小说只在上层精英知识分子和追随他们的边缘知识分子中流传，而原被认为是为上层精英分子说法的古文却在更低层但有阅读能力的大众中风行，这个极具诡论意味的社会现象说明胡适提出的“白话是活文学而文言是死文学”的思想观念其实是不十分站得住脚的。

这就揭示了胡适等人在有意识的一面虽然想的是大众，在无意识的一面却充满精英的关怀。文学革命实际上是一场精英气十足的上层革命，故其效应也正在精英分子和想上升到精英的人中间。新文化运动领导人在向着“与一般人生出交涉”这个取向发展的同时，已伏下与许多“一般人”疏离的趋向。这个现象在新文化运动时已隐然可见了。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对于民国初年那些介于上层读书人和不识字者之间、但又想上升到精英层次的边缘知识分子来说，以白话文运动为核心的文学革命无疑适应了他们的需要。陈独秀当时就已指出：“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若仔细观察，陈独秀所说的白话文的社会背景，实际上就是那些向往变成精英的城镇边缘知识分子或知识青年。

自己也从基层奋斗到上层的胡适非常理解这种希望得到社会承认的心态。他在后来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言”中说：“小孩子学一种文字，是为他们长大时用的；他们若知道社会的'上等人'全瞧不起那种文字，全不用那种文字来著书立说，也不用那种文字来求功名富贵，他们决不肯去学，他们学了就永远走不进'上等'社会了！”

象孔子一样，胡适希望能够向学的人都有走进上等社会的机会，所以他特别注重教育与社会需求的关联。他刚从美国回来时就注意到：“如今中学堂毕业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种无能的游民。这都由于学校里所教的功课，和社会上的需要毫无关涉。”且不管胡适所说的原因是否对，他的确抓住了城市社会对此类中学生的需要有限这个关键。高低都不合适，正是边缘知识分子两难窘境的鲜明写照。

这些人的确最支持白话文运动。正如胡适所说，文学革命能很容易就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白话文本身的简捷和易于教授”。他更明确指出，文学革命就是要把“大众所酷好的小说，升高到它们在中国活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小说的地位升高，看小说的“大众”的地位当然也跟着升高。胡适并有意识地“告诉青年朋友们，说他们早已掌握了国语。这国语简单到不用教就可学会的程度。”因为“白话文是有文法的，但是这文法却简单、有理智而合乎逻辑，根本不受一般文法转弯抹角的限制”，完全“可以无师自通”。简言之，“学习白话文就根本不需要什么进学校拜老师的。”实际上，“我们只要有勇气，我们就可以使用它了。”

这等于就是说，一个人只要会写字并且胆子大就能作文。这些边缘知识分子在穷愁潦倒之际忽闻有人提倡上流人也要做那白话文，恰是他们可以有能力与新旧上层精英竞争者。转眼之间不降丝毫自尊就可跃居“上流”，得来全不费工夫，怎么会不欢欣鼓舞而全力支持拥护！到五四运动起，小报小刊陡增，其作者和读者大致都是这一社会阶层的人。从社会学的层面看，新报刊不也是就业机会吗？他们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创造出了“社会的需要”。

据邓广铭先生回忆，1923-1927年间他在济南山东第一师范念书时，参加了“书报介绍社”。该团体“主要是售书，但出售的都是新文化方面的书，如北边的新潮社。北新书局、未名社，南方的创造社、光华书局出的书，我们都卖。我自己每天或隔一天利用业余时间在校门口卖书两点钟。”这就是“新文学”的读者群。邓先生也因此“对北大特别崇拜，特别向往，”最后终于辗转考入北大念书，但这些趋新边缘知识青年中未能考上大学的当大有人在。白话文运动对这些人有多么要紧，而他们的支持拥护会有多么积极，都可以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