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本文将中国传统社会中原居四民之首的士在近代向知识分子的转化、知识分子在社会学意义上的边缘化、以及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这一连续、相关而又充满变化的动态进程，纳入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理路和西潮冲击下整个近代中国的巨变这一纵横框架中进行考察分析；在研究取向方面注重思想演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从当时人的心态变化入手来反观社会的变动，以尝试提出一个走向框架性诠释的思路。

本文摘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许纪霖编撰 本文作者：罗志田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胡适在1932年曾说：我们中国这六七十年的历史所以一事无成，中国的民族自救运动之所以失败，“都只因为我们把六七十年的光阴抛掷在寻求建立一个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由于过去各专门史之间畛域明晰，互不越雷池一步，胡适这个观点不甚受人注意。其实，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于社会重心的缺乏固然太过宽泛，但若能跨越各专门史的樊篱，从社会方面探索思想和政治演变的造因，并反观思想演化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似为今日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途径。

近代中国何以未能建立一个社会重心？胡适以为是因为中国离封建时代太远、一般人对君主制的信念又因晚清的堕落而毁坏、再加上科举制度使社会阶级太平等化、人民穷而无资产阶级、以及教育不普及，也不存在有势力的智识阶级等等。这些见解大多有所见，也都有点纸上谈兵的味道，不十分切题；且有些理由如科举制度，恐怕正是传统社会之所以能有社会重心的重要因素。

不过，胡适注意到的“不存在有势力的智识阶级”一点，却是近代中国才出现的的新社会现象，这就提示了认识这一问题的一个取径。这个问题近年由余英时先生作出了进一步的解答，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从传统的士到现代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大转变。余先生并提出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在近代中国社会日益边缘化的观点，开启了研究和诠释这一问题的新思路。

可以说，前近代中国社会的重心正是处于社会结构中心地位而居“四民之首”的士，这一社会重心的制度基础就是从汉代发端到唐宋成熟的通过考试选官的科举制。近代国人在西潮冲击之下，常爱说“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如果当时中国的确存在划时代的体制变动，科举制的废除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变动之一。

科举制使政教相连的传统政治理论和耕读仕进的社会变动落在实处，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体制(institution)，其废除不啻给与其相关的所有成文制度和更多的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等等都打上一个难以逆转的句号，必然出现影响到全社会各层次多方面的后果。但清季人在改革和废除科举制时基本只考虑到其教育功用(这样的认知本身就是传统中断的一个表征)并试图加以弥补，科举制的其他重要社会功用一般不在时人考虑之中，自然也谈不上填补，其社会后果却是长远的。

废科举最深远的影响是导致以士农工商四大社会群体为基本要素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解体，而在此社会变迁中受冲击最大的，则是四民之首的士这一社群。废科举兴学堂的直接社会意义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切断了“士”的社会来源，使士的存在成为一个历史范畴，而新教育制度培养出的已是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现代知识分子。士的逐渐消失和知识分子社群的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四民社会的解体使一些原处边缘的社群(如商人和军人)逐渐进据中心，更可见边缘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社群在政治上的明显兴起，而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则处于一种日益边缘化的境地。

本文拟将中国传统社会中原居四民之首的士在近代向知识分子的转化、知识分子在社会学意义上的边缘化、以及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这一连续、相关而又充满变化的社会进程纳入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理路和西潮冲击下整个近代中国的巨变这一纵横框架中进行考察分析。在缺乏大量个案研究的情形下，本文只能尝试提出一个走向框架性诠释的思路。由于现存社会统计资料的不足和不准确，本文在研究取向方面，特别注重思想演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从当时人的心态变化入手来反观社会的变动，希望能有进一步的认识。

一、从士到知识分子的社会转化

在传统的四民社会中，“士大夫”已成一个固定词组；由于士是“大夫”即官吏的基本社会来源，道统与政统是一体的。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虽然可以有其他的途径和选择，从士到大夫仍是最受推崇和欣赏的取向。换言之，士与大夫的内在逻辑联系恐怕是其最主要的社会吸引力。一旦科举制被废除，道统与政统即两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socialmobility)取向也随之而变。与这一社会变动过程相伴随的，是从改科考、兴学堂到废科举的制度改革进程。

清季从改科考到废科举，取士的标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废科举前的十余年间，取士的标准已是鼓励新旧学兼通。汪康年于光绪十五年(1889)应乡试，以第三艺作骚体，不合科场程式，依旧例应不取；却因在次题《日月星辰系焉》中，能“以吸力解'系'字，罗列最新天文家言”，被主考官认为“新旧学均有根柢”，欲以首名取，终因犯规而以第六名中式。科场程式尚不熟，竟能以高名取，可知实以“新学”中式。以晚清中国各地发展的不同步及不同考官掌握评卷分寸的伸缩余地，这当然不一定能代表全国的情形。但揆诸后来的发展，以经世学为开端的“新学”兴起后，其影响会逐渐延伸到科考之上，似为必然的趋势。

早期的取士标准变化可能更多是无意识的，但清季士人中不乏对科考的社会功能认识颇深而主动运用其功能者。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二(1896)年时就曾致书汪康年，希望他敦促新任湖南学政的江标以新学课士，尤其“于按试时，非曾考经古者，不补弟子员，不取优等；而于经古一场，专取新学，其题目皆按时事”。梁以为：“以此为重心，则利禄之路，三年内湖南可以丕变；”而湖南若能“幡然变之，则天下立变矣”。江标果然以其控制的校经书院为基地，在那里设实学会，以史学、掌故、舆地、算学、交涉、商务六门课士，其中史学、掌故、舆地、算学更与经学和词章并列为全省考试科目。这一自上而下的引导，的确造成湖南学风相当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