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取士的标准改变，士人所读之书即随之而变。传教士早注意到，自江标在湖南以新学考士，读书人“遂取广学会译著各书，视为枕中鸿宝”。《泰西新史揽要》和《中东战纪本末》等遂成为“谈新学者皆不得不备之书”。湖南举人皮锡瑞即颇能领会改科举的社会含义，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初得知科举可能要变，立刻想到“此间闻变科举之文，西学书价必大涨”，当即取阅“梁卓如所著《西书目表》，其中佳者，将购数册阅之。”次日便与其弟其子等一起赶在涨价前到矿务局和豆豉店购新书报(新学未大兴前新书报在矿务局和豆豉店出售，也殊有意致)。

买书者如此，卖书者亦然。戊戌年五月，朝旨废八股，江西书商晏海澜立刻慨叹“废时文去二千金赀本矣！”可知刻书卖书者当下就要受影响。但他们也跟得甚快，两月后晏氏检随棚书至考试处出售时，已“多算学、医书，而八股、诗、赋、楷法，皆弃不用”。当五月时，有人劝晏将已改废科目之书“留之以待复旧”，皮锡瑞以为“其在十二万年后乎？”主张不必留。晏氏幸亏未听皮言，他后来发现“经学书犹有人买，是为五经义之故也”。由于尚有“五经义”这一科目在，晏的损失当不如以前估计之大。但戊戌政变后科举果然复旧，晏在新学书籍上的投资又面临当下的损失(即使他有远见将新学书保存到几年后再次改科考时，资金的回收期也太长)，改科考对书商的直接影响是很明显的。

对应试者来说，考试以新学是尚意味着中国腹地的读书人可能因买不到“新学”书籍、或买到而熟悉程度不够而竞争不过久读新学书籍的口岸士子。山西举人刘大鹏即大约到1895年赴京应试后，才了解到口岸士人读的是什么书。在集中补习新买回的新学书籍后，他终于醒悟到“当此之时，中国之人竟以洋务为先，士子学西学以求胜人。”这最后一点是关键性的：如果不学西学，就很难“胜人”。1902年，清政府又一次废八股而改试策论。次年刘大鹏到河南开封再次应会试时，发现在山西还不多见的“时务等书，汗牛充栋，不堪枚举其名目。凡应会试者，皆到书肆购买时务诸书，以备场中查对新法。”可知新学的传播呈现出显著的区域性，读不同书籍的士人已不在一条起跑线上，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和选出之人的代表性均已不及以往。

胡适在1932年曾说：我们中国这六七十年的历史所以一事无成，中国的民族自救运动之所以失败，“都只因为我们把六七十年的光阴抛掷在寻求建立一个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由于过去各专门史之间畛域明晰，互不越雷池一步，胡适这个观点不甚受人注意。其实，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于社会重心的缺乏固然太过宽泛，但若能跨越各专门史的樊篱，从社会方面探索思想和政治演变的造因，并反观思想演化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似为今日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途径。

这样，不论是为了实行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向，还是为了做官光宗耀祖，甚至纯粹就是想改变生活状况，只要想走仕进之路(以及获得与此相关的教职)，任何士人都必须转向以西学为主流的新学。山西举人刘大鹏是被动追随者的一个显例，而湖南举人皮锡瑞则是一个主动追随者，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初决定加入南学会时自述说：“予入学会，特讲求新学。考订训诂，恐将束阁，不复有暇著书。”皮氏家境不丰，以教馆为生，他的趋新可见明显的社会层面的动机。他那时曾与偏旧而家有恒产的湘籍学者叶德辉交谈，颇感叹叶之所以能“不喜新学”，即因其“进退裕如，故不需此”。此语殊可玩味，不能“进退裕如”的皮氏自己，就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来所长的考订训诂而讲求并不熟悉的新学，以迎和当时湖南地方官正在推行的新政而取得馆地。

在四民社会晚期，“耕读”为业本已越来越成为一个象征，许多读书人并不真的耕种土地，而是实行所谓“笔耕”。教书的馆地对不能做官的读书人来说不啻生活的保障，科考的转变直接影响到何种人才能得到教职。当戊戌年湖南新政勃兴时，有一位“在沪上方言馆多年，通西国语言文字”的师璜，即“闻湖南兴西学，归谋馆地”。那年五月，江西有位趋新士人雷见吾来请皮锡瑞代谋职，皮即指出“既停八股，或者谋事不难”。可知兴西学即为通西文者开放馆地，而停八股则新人谋事不难。到戊戌政变后科举复旧，前此“各处书院求山长”的现象“今无闻焉”。同样的人在不同政策之下当即可见境遇的判然两别，科举改革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如果仅是考试内容改变，讲旧学者尚有一些选择余地，因社会上仍存在估计会复旧者。到科举一废，不会新学者就只能失馆，已不仅是束脩厚薄的问题了。如刘大鹏所慨叹：“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这才是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传统社会是上有政教，下有耕读，从耕读到政教的路前已较难，但终未断绝；如今此路不通，意味着整个社会的上升性社会变动途径不得不转向。新办的学堂不论从制度上和数量上均不足以代，而期望在社会阶梯上升等的人却并未稍减，社会动荡的一个重要造因已隐伏在那里了。

清季兴学堂之举，就值得再作考察。清政府在改革科举之时，已开始兴办学堂来填补科举制的教育功用，这本是很有见识的举措。但一种新教育体制并非一两纸诏书在短期内便可造成，而清季举国都已有些急迫情绪，终于不能等待学堂制的成熟即将科举制废除。旧制既去，新制尚不能起大作用，全国教育乃成一锅夹生饭。新学堂确实培养了不少“新人物”，却未必养成了多少“新学人”。学子无学，是后来其社会地位逐渐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章太炎在1897年的观察，“浙中风气未开，学堂虽设，人以儿戏视之。”以浙江靠海之近，而风气尚未开，学堂不过被视为儿戏，余处概况可以想见。几年后，风气已大开，但学堂的教育质量仍不高明。1903年有人调查了江南的教育界，发现“仕宦中人，竞言开学堂，不知学堂为何事也；地方绅士，竞言开学堂，则以学堂为利薮也；士林中人，竞言开学堂，只以学堂为糊口也。”观此可知上有所好，下必趋奉；诏书一下，人人皆竞言开学堂。但事前并无人才物质的充分准备，许多新学堂也就难以起到原设计的建设性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