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主张既然适应了民国初年社会变动产生出的这一大批边缘知识分子的需要，更因为反对支持的两边都热烈参与投入，其能够一呼百应(反对也是应)、不胫而走，就不足为奇了。而且，胡适写文章是有心栽花。他“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为此而改了又改，就是“要为读者着想”。胡适关怀的不止是他自己是否懂，而且是“要读者跟我的思虑走。”这样努力使自己的文章“明白清楚”的结果是“浅显”，而浅显又适应了边缘知识青年的需要。同时，他作文既然不是“只管自己的思想去写”，而是“处处为读者着想”，有时或不免因为想象中的读者的缘故要收束或张大“自己的思想”，这或者使胡适所表述的未必总是完全代表他的本意(应至少代表了大意)。但这样与一般作者不同的一心一意从读者角度出发的苦心，在民初思想接收者渐居主动地位时，就给胡适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正面回馈。

的确，正是向往“上层”的边缘知识分子才是西向知识精英的真正读者听众和追随者。蔡和森在1920年夏天就观察到：他“所见高明一点的青年多带一点中产阶级的眼光和国家的色彩”。蔡氏当时正在法国勤工俭学，他所见的“高明一点的青年”，大致不出边缘知识分子范畴。这些人“多带有中产阶级眼光”这一点很值得注意，此时与清季的社会构成已很不相同，而各社群的自我定位尤与前相异，边缘知识青年这时已未必自视为“中产阶级”(这一点遍观《新民学会资料》中的通信随处可见)；正由于其有意追随精英，所以才“思出其位”，具有与其实际地位不那么相当的“眼光”。

文学革命无疑给边缘知识分子提供了方向和出路。当他们从茫然走向自觉时，也必定要想发挥更大更主动的作用。作为西向知识精英的真正追随者，向往“上层”的边缘知识分在在知识精英面前代大众而为一种想象的听众；而他们在大众面前有时又代精英执行士的社会领导作用，并将其所接收的再传布给大众。这样的中介功用至少部分弥合两者的疏离，但有时也可能造成双方虚幻的接近感。

边缘知识分子在对大众立言之时，其口号仍基本是从知识精英那里传承来的西向口号，这是近代中国全社会或多或少都有尊西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边缘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思想，故在沟通双方时有意无意间将自己的愿望和观念转移到两造身上。更因其中介功用的不可或缺，结果不但影响双方，更有因替代而成真的情形。钱穆观察到的精英往西走而大众民族主义情绪尚强的现象，部分也有边缘知青的作用。盖西化口号下所包含的实际内容，经边缘知青转手后，到一般民众那里已大为淡薄。如果说近代中国人表露出的民族主义情绪有一个自下而上逐渐淡化的现象，可以说其西化倾向也有一个自上而下的淡化过程。这里面边缘知识分子的中介作用是有特殊意义的。

而且，正因为边缘知识分子所掌握的中西学均有限，反容易自以为“已学通”而行动更大胆活泼。

他们的行动能力的确是超过知识精英的。林白水在1903年说：“你看汉高祖、明太祖是不是读书人做的？关老爷、张飞是不是书呆子做的？可见我们不读书的这辈英雄，倘然一天明白起来，着实利[厉]害可怕得很。”不过，林氏马上又指出：“书虽然来不及去读，报却是天天要看的。”这透露出林氏所针对的，正是那些不太算得上“读书人”，却又还能看报者。正因为边缘知识分子胆大肯干，一般民众渐得出他们在“干”而知识精英只会“说”的认知。

这样，中国传统中的反智倾向也得到某种程度的“现代复兴”。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已点名攻击读书人说：“谓其导民以知识耶？吾见读书人多而国民愚也。谓其诲民以道德耶？吾见读书人多而俗日偷也。”这些人“事无廉耻而嗜饮食，读书人实一种寄生虫也。在民为蠹，在国为蟊。”

梁氏的观念很得林白水的同感，林氏也指出：“我们中国最不中用的是读书人。那般读书人，不要说没有宗旨、没有才干、没有学问，就是宗旨、才干、学问件件都好，也不过嘴里头说一两句空话，笔底下写一两篇空文，还能够干什么大事呢？”他特别指出，以前的读书人也还是有用的，“但是现在的读书人比不得从前”了。林氏本有替国民立说之志，他在1904年写的《国民及其意见》中说：“你道这意见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么？大家是国民，便大家都有这一番的意见，我白话道人不过替你们大家发表发表罢了。”以前的士人是代圣人立言，现在林氏要代国民立言。立场一移，他就理直气壮地代国民断言说：“现在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什么可望了。”

到1915年北京政府被迫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大部后，梁启超重申他对中国读书人的谴责说：“今日国事败坏之大原”，即种因于士大夫之恶劣。因为蠹国之官僚、病国之党人，皆士大夫也。“劝老百姓爱国者，士大夫也；而视国家之危难漠然无动与中者，即此士大夫也；利用老百姓之爱国以自为进身之径谋食资者，亦即此士大夫也。”不过梁仍主要是自责，他还是认为“一国之命运，其枢纽全系于士大夫。”所以，“欲国耻之一洒，其在我辈之自新。我辈革面，然后国事有所寄。”这已是民国初年，梁启超仍存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士大夫观念，但他所说的“士大夫”，在社会学意义上已不存在，只能是“读书人”的同义词而已。

又几年后，杨荫杭说：“魏何晏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宋王安石囚首丧面而谈诗书，二者皆失也。中国旧学家，以囚首丧面者为多；今之欧美留学生，以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者为多。”所谓“凡诚于中者，必形于外。行步顾影之留学生，有如花鸟，仅可以供观赏家之陈设。囚首丧面之老学究，有如骨董，仅可以供考古者之研究。其不切于实用则一也。”这是林白水读书人无用论的发展，既然新旧学者都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读书人与社会的脱节就得到进一步的强调。

在清季民初的新旧之争中，当新旧精英的任意一方稳坐主流或保持控制时，另一方便无多少号召力；当新旧任意一方的观念学说能够得到广泛的常规传播时，另一方也没有多少号召力。但如果一统局面被打破而任何一方尚未取得完全控制的形势时，多少受过一些教育的边缘知识分子就可以向任何更具吸引力的一方倾斜。由于既存的旧体制实不能给边缘知识分子一席地，旧派当下也确实提不出多少救亡图存的办法，而“新”的不可知性使其提供的未来至少有可能是光明(包括个人的和国家的)，则边缘知识分子选择趋新的一面，几乎是自然而然的。更因边缘知识分子的量大，并能逐渐对自己这一社群的潜力有所认识，新胜旧在社会层面几乎已成定局。由于追随者在新旧之争的胜负中扮演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其地位就不同寻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