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尴尬困境早在清季兴学堂时已可见到。后来参加自立军起事的湖南学生林圭留下了一些他将入时务学堂前几个月的文字，颇能体现那时边缘少年读书人感觉事事不如意的心态。他在论中西医之别时比较中西人的生活，认为中人“劳顿一生，无日不在忧患；欲行一事，未见有畅行无阻者。故郁字之病甚，至有极郁而不顾风寒湿热之内外交攻，伤生多矣！无郁则脑舒，郁则脑伤。……郁病不除，则脑不灵；脑不灵，则体魄虽存，以[已]成废物。”这里对中人生活的描述，未必就会为那时一般中国人所接受，倒最能体现那些尚处边缘的少年读书人在“倾念身世，将何处从”这一内外交困大环境下“浮沉人世，积郁难消；名不能成，身无以立”的心态。

此时林圭尚不知能否进入时务学堂，他那种上下求索的烦恼焦虑在一封给家乡的老师谈读书的信中表述得特别清晰：林氏承认，读书不能“耐烦”是他近来“大病”。他在家乡本治史论，但觉得“功已不及”，遂“弃难从易，故又作词章。计稍暇，即翻阅书籍，寻源溯流，摩词揣意。”然而词章似乎也难速成，回顾原来下了工夫的“古业”，不免“又爽然若失”。后来“有友从旁晓之者，谓词章不佳，非徒无益，且有害焉；不如专攻文艺，进取犹易耳。”于是他又决意“废前功而专此道，每日读四子”。他自己总结，“凡此皆不能耐烦之病”，盖先有“求速之心”在，结果“功愈急心愈纷，似有大气团格于胸，乱突于上下，怦怦然，终日不能一得也。”

甲午后国势日亟，读书人皆急欲用世救世。而丁酉戊戌年间湖南学政江标和巡抚陈宝箴正从事教学内容与考试科目的改革，学子都有个因应的过程。林圭从史论到词章再到文艺，在短时间内几次“弃难从易”，凸显出一股强烈的“求速之心”。正如他自己那时所感叹的：“嗟夫！盛时不再，尘海难濡。欲肆志新学，堂奥苦深；欲静守天命，生涯无藉。”他考入时务学堂后，面对的即将是“堂奥苦深”的新学，仍难速达。故即使没有戊戌的政变，像他那样的少年读书人恐怕也难读毕业，终会因这样那样的机缘投身实际政治。

林圭留下的文字生动地再现了早期边缘知识青年的困境及其迫切的心态，类似的状况到民国后越来越明显。生于1902年的另一位湖南革命家黄克诚，家境贫寒，十九岁以前没穿过棉衣，但被选中为家族共同负担的读书人。他不负众望，每次考试都得第一名。到考入省立第三师范后，却因那里“看重英文和数理化”，原“所熟悉的古文”不受重视而“逐渐产生了自卑感”。新学的“堂奥苦深”对他产生的心理压力是明显的，再加上国家的内外交困局面日甚，黄克诚对学业的兴趣渐淡，转而“深入地探索国家、民族、社会、阶级等问题”。阅读各种报刊后，他认识到“不光是我一个人苦于无出路，整个中华民族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由过去为个人寻找出路变为立志为国家、民族、社会寻找出路”。在参加了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后，“思想上似乎有了寄托，一扫过去那种苦闷消沉的精神状态”。最后因感觉三民主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诸问题”，进而“在国际的各种思潮之中选定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从林圭到黄克诚的事例可以看出，边缘知识分子对社会承认的期望不比任何社群差，但他们却无法像鲁迅那样有固定收入可以抄碑帖排遣意绪，也不能像胡适那样可以在大学获取有面子的高薪教职。与鲁、胡一样，他们每日目睹中国在西潮冲击下的败落；与鲁、胡不同，他们同时看见自己生涯的无望。这样的双重失意惆怅，使边缘知识分子比别人多一层烦恼焦虑，因而也就更迫切需要寄托于一种较高远的理想，以成为社会上某种更大的事业的一部分。即使生活改善不多，到底是为一种更大更高的目标而生存、而奋斗。所以他们对社会政治等的参与感和实际的参与都要比其他许多社会群体更强。

作为一个群体，边缘知识分子实继承了“学生”社群初起时的“中间”或“过渡”特征。由于他们不论身心都徘徊在城乡和精英与大众之间，其在一定程度上也就起到了联系和勾通城乡及精英与大众的功用。所谓边缘，本是双向的，即一脚踏在知识分子一边，一脚踏在不能读写的大众一边。这样一种两可的特性使其有时恰更容易被双方接受。知识分子可见其知识的一面，大众则见其通俗的一面。

近代中国既然是走在所谓现代化的路上，其大方向总的来说是在向西走。而知识精英的西向程度是远超过大众的。钱穆就从义和团事件中看出上层知识分子与大众在民族主义方面的疏离，他说：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天天把自己从西方学到的许多对中国民众并非切肤之痛的思想和理论来无条件地向他们炫耀夸扬。外国的件件对，中国的件件不对。”实际上，民族主义情绪更强的一般民众，对此“是会发生很大反感的”。这里面的关系当然还更复杂。知识精英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情绪，或者不是那么强烈，但其内心深处实际的民族主义关怀，实不稍让于大众。但一般民众认知中的知识精英，当然只能来自其表现出来的部分。钱氏观察到的现象确实存在。

胡适还是一个边缘知识分子时，虽然自己一直在下大功夫学英文，却也在《竞业旬报》里鼓励世人要“使祖国文字，一天光明一天。不要卑鄙下贱去学几句爱皮细底，便稀奇得了不得。那还算是人么？”可知当时学了几句ABCD，确实可以“稀奇得了不得”。这里流露出的对那些能说ABCD者既羡慕又怨恨的边缘知识分子心态，是非常传神的。胡适后来成了知识精英，心态为之一变。也曾用“几句爱皮细底”去“威慑”章太炎那样的国学家。但近代多数没能学会“蟹行文字”的边缘知识分子，确实是在追逐西潮的同时对西化精英有某种不舒服的感觉。而西化知识精英与一般民众之间的疏离，显然还更宽。这对非常认同“与一般人生出交涉”这一取向，并将其视为“中国文学革命的预言”的新文化诸贤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诡论性的结局。其原因，恰蕴涵在文学革命自身之中。

近代士人讲开通民智，以白话文来教育大众早已不断有人在提倡，陈独秀和胡适都曾身与清末的白话文活动。但是，晚清和民初两次白话文运动，也有很大的区别。胡适说，前者的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去吃罢。”余英时先生以为，胡适答案中关于“我们”和“他们”的分别，“恐怕也包括了他自己早年的心理经验”。但胡适“在美国受了七年的民主洗礼之后，至少在理智的层面上已改变了'我们'士大夫轻视'他们'老百姓的传统心理。”

余先生这里强调的“理智的层面”是一个关键。在意识的层面，胡适的确想要借“国语的文学”这一建设性的革命达到合“他们”与“我们”而融铸中国之“全国人民”的目的。但其潜意识仍不脱“我们”的士大夫意识；他要为“国人导师”的自定位决定了他最多不过做到变轻视“他们”为重视“他们”(没有做到当然不等于不想做到)。关键在于，一旦“与一般人生出交涉”成为宗旨，什么是活文学便不是胡适等所能凭一己之爱好而定，而实应由“一般人”来定。面向大众成了目标之后，听众而不是知识精英就成了裁判。在胡适等人的内心深处，大约并未将此裁判的社会角色让出。胡适关于历代活文学即新的文学形式总是先由老百姓变，然后由士人来加以改造确认即是保留裁判角色的典型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