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言之，清季民初读书人在社会学意义上从士转化为知识分子似乎比其心态的转变要来得彻底。士与知识分子在社会意义上已截然两分，在思想上却仍蝉联而未断。民初的知识分子虽然有意识要扮演新型的社会角色，却在无意识中传承了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及其对国是的当下关怀。身已新而心尚旧(有意识要新而无意识仍旧)，故与其所处之时代有意无意间总是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这是民初知识分子的许多行为在当时即不全为时人所理解接受，在今人看来也充满“矛盾”的一个根本因素。作为一个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社群，知识分子可以与其他各社群都有所关联，但其浮动性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与其他社群的疏离，而疏离的结果就是自身的边缘化。

二、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章太炎在1918年时说：“六七年来所见国中人物，皆暴起一时，小成即堕。”因为近人“不习历史，胸襟浅陋”，所以其得势就如“无源之水，得盛雨为潢潦”，当然不能持久。既然“一国人物未有可保五年之人，而中间主干之位遂虚”，造成“一国无长可依赖之人”的局面。太炎的话提示着一种“时势造英雄”的含义：民初社会政治都呈乱象，所以“盛雨”频仍，“暴起一时”的人物确实不少。而类似新文化运动那样新旧分明的“盛雨”，在促成新的“潢潦”之时，显然还要冲去一些“旧人物”。

以太炎自己而论，他的学养和“历史”知识，当世可说不作第二人想，但也只在清末革命时“暴起”，民国建立后几年间，不但没有成潢潦的迹象，反已有过时之虞。当胡适在五四前后以少年而“暴得大名”之时，昔日也是少年成名的章太炎其实仍在壮年，但在民国后的思想界已基本处于较边缘的地位了。在士大夫一身而兼“道统”和“治统”两者重心的时代，象曾国藩这样的士人不论居庙堂还是处江湖，都可久居主干之位。道治二统的分离及知识分子与大众的疏离，正是历史知识决不逊于曾国藩的章太炎就连在道统中也不能久居“中间主干之位”的根本原因。

而胡适这一辈对章太炎等人的退居边缘也起过直接的作用。胡适自己曾深受章太炎的影响，在其1922年写的《五十年中国之文学》中，认为章的《国故论衡》足以“成一家言”，是两千年来中国可称得上“著作”的七、八部书之一，评价不可谓不高。但他同时宣布，“这五十年是中国古文学的结束时期”，而太炎正是代表“这个大结束的人物”。在进化论影响下的近代中国，这等于是宣判了章在思想界的“死刑”。故胡对章捧得虽高，封杀得也不留丝毫余地。在他笔下，颇有“成绩”的章太炎终因其“反背时势”而不能脱“失败”的结局。

这样，知识分子有意无意间也对其自身的边缘化作出了“贡献”。由于尊西崇新已成清季民初的主流，新兴知识分子与遗留的士两者之间如果出现竞争，通常是前者取胜。但当知识分子将传统的士挤到社会的边缘时，他们实际上也促成了整个读书人的边缘化。士为四民之首意味着士在社会上扮演领导角色，四民社会解体后知识分子因其浮动性和边缘化却未能完全接替这一社会的领导角色，近代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的地位实明显不如当年的士。

科举制废除所造成道治二统两分的直接后果就是其载体士与大夫的分离。清季所设学堂，最初不过是要养成新型的“大夫”以应付新的局势。特别是京师大学堂，入学者本是官员，在功能上近于新型翰林院。且清季士人心态已变，张百熙为管学大臣时就主张读书不为做官。他在1904年对新进士金梁说：“京师人才所萃，来者皆志在得官。君当以求学问为先，官岂可求，惟学问必求而始得尔。”可知彼时不仅政治中心与论说中心两分，而主事者竟然以为分开才是正常，士人观念已大转。民国后学生已平民化，蔡元培长校后更要驱除“科举时代思想”，提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若大学仅为学术研究之机关，而不再是官吏养成之地，则有良好训练的官吏又从何而来？从清季到民国的政府及彼时读书人，显然未能认真考虑此一重大问题。科举之时，士是大夫的来源，大夫也是士的正当职业。如今士与大夫分离，前者变成主要议政而不参政的职业知识分子，则势必出现新的职业“大夫”即职业官吏。科举既去，又无新的官吏养成体制，意味着为官不复要求资格。民国官场之滥，即从此始；国无重心，亦因官场之滥而强化。中间主干之位既虚，遂给边缘人造成机会。由于缺乏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使政统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原处边缘的各新兴社群开始逐渐进据政统。近代军人、工商业者和职业革命家等新兴权势社群很快因“市场规律”的需求而崛起。

在中国的选官制度已去，而又没有真正引进西方的选举制度时，新的大夫渐渐只能如梁启超所说，多从不事生产的社群中来。大夫既然不从士来，传统的官吏生成方式即只剩“出将入相”一途。军人在近代中国的兴起，似乎已成必然之势。费行简所说的“民国成立，军焰熏天”，便是时代的写照。有人曾与报人王新命谈选女婿的标准，要“三十岁以下，又成名又成业者，且非军人。”王回答说：“在科举已废的今天，三十岁以下能够成名成业的非军人，实不可多得。”这正是典型的时代认知。

不过，将并非都能相，“出将入相”也终非正途。王新命的话，其实也不无士大夫意识的残存。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显然忽略了近代从边缘走向中央的另一大社群——工商业者，特别是近代渐具独立身份认同的绅商。在革命已成近代中国的伴生物的时代，更出现了像孙中山那样的职业革命家这一新的社群。不管读书人主观上是否有与这些新兴社群争夺社会权势的愿望，它们的兴起在客观上促进了读书人在中国社会中处于一种日益边缘化的境地。

“官不如绅”的现象在晚清已渐出现，咸同时办团练是一个“上进”的捷径，而团练是地方性的，只能由在籍的绅士办理。也就是说，这条路对没有转为绅的官吏是不通的。太平天国时期军事行动的飘忽无常以及一些团练的官方化，使得官府在所谓地方公事方面也不得不经常依靠绅士的配合。在教育方面，书院虽由地方官控制，但山长却必须由士绅担任。从社会层面言，后者所得是实利。到清季实行新政时，更常常是任用绅士多于任用官员。据冯友兰回忆，他的父亲清季在武昌为官时，就有朋友“劝他辞去湖北的官，回河南当绅，说绅比官更有前途。”这已渐成一种时代认知，所以“当时有不少的官，跑到日本去住几个月，回原籍就转为绅了”。

在科举制的废除之后，绅的地位更增，其中商人又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成分。到民国时，商人地位的上升更明显伴随着一种“思出其位”的强烈政治参与感。杨荫杭在二十年代初观察到：“民国以来，官之声价低，而商之声价增。于是巧黠之官僚皆加'办实业'之虚名，犹之前清买办皆捐'候补道'之虚衔也。”这样就出现了一种他称为“商客”(相对于政客)的新群体，他说：“中国真正之商人，皆朴实厚重，守旧而不与外事。其周旋官场、长于奔走开会者，大率皆商客也。故商客有二种：一曰官僚式之商客，一曰流氓式之商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