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旧学家”本欲与大众有所距离，故其对缺乏追随者或有一定程度的心理准备。对非常认同“与一般人生出交涉”这一取向的新文化诸贤来说，与大众的疏离却不能不说是一个诡论性的结局。现代知识精英既然连与大众沟通都困难，自难以充分填补因士的来源中绝而出现的社会领导空缺，而胆大肯干的边缘知识分子反能部分取代知识精英以填补此社会领导地位的空缺。如果把民初新战胜旧这一现象看成一座冰山，则其水面之下隐伏着远更宽广的社会变迁。换言之，思想方面新旧之争的表面胜负之下实隐伏着更深层次的社会权势转移。

少年“暴得大名”的胡适在1918年写的一篇文章中，以上海大舞台为“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指出在台上支撑场面的“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古董而且旧，其过时自不待言。据胡适在那时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时势变得太快，生者偶一不上劲，就要落后赶不上了。”的确，民初中国思想界的激进化真是一日千里，从新变旧有时不过是几年甚至几个月之事。胡适曾以龚自珍的“但开风气不为师”与章士钊共勉，因为他们“同是曾开风气人”。但各种“曾开风气人”又大都在开风气之后不久就就被其追随者视为保守而“落伍”，不过梁启超和章士钊的落伍又有所不同。

以温和著称的胡适自谓他少年时“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曾是梁的追随者。但他又遗憾地指出：“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望前走，他倒打住了，或是换了方向走了；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不过，胡适也不否认梁启超“这几年颇能努力跟着一班少年人向前跑。他的脚力也许有时差跌，但他的兴致是可爱的。”梁所跟着跑的“少年”，正是胡适等人，当然可爱。章则不然，他不但不跟着少年跑，而且攻击梁说，“梁任公献媚小生，从风而靡，天下病之。”所以胡适说章甘心落伍而不甘心落魄，不得不站到反对的一边去作首领。

其实，梁的落伍，部分也因为他并不仅仅是跟着跑。钱基博说，胡适归国，“都讲京师，倡为白话文，风靡一时。”梁启超“乐引其说以自张，加润泽焉。诸少年噪曰：'梁任公跟着我们跑也'。”但“梁出其所学，亦时有不'跟着少年跑'而思调节其横流者。”一个人是否落伍即在于是否“跟着少年人跑”，颇能提示那时的时代风尚。具有诡论意味的是，在这样的时代，要想“调节其横流”，必先“跟着少年跑”；如果不“跟着少年跑”，也根本就无法“调节其横流”。但若“调节其横流”的苦心超过了“跟着少年跑”的努力，仍要落伍。

近代中国不论思想社会，总之都呈正统衰落、边缘上升的大趋势。社会变迁既是思想演变的造因，也受思想演变的影响。西潮冲击之下的中国士人，由于对文化竞争的认识不足，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自身文化立足点的失落造成中国人心态的剧变，从自认居世界文化的中心到承认中国文化野蛮，退居世界文化的边缘。结果，从思想界到整个社会都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称作新的崇拜。一般而言，所谓过时、落伍，即立说者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解决时代的问题。但在正统已衰落、边缘正兴起的民初中国，这很可能更多意味着别的意思。

崇新自然重少。从逻辑上言，中国传统既然黑暗，则越年轻当然受害越少也越纯洁，故少年才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和希望。所以鲁迅宁愿自己来肩负那“黑暗的闸门”，让青年少读或不读中国书；而钱玄同更主张将四十岁以上的人全杀掉；他们无非都是眼盯着那较纯洁的年轻一辈。在此重少的流风覆盖下，出现听众的拥护与否决定立说者的地位、上层知识分子反向边缘知识分子靠拢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权势再转移。

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不胫而走、风行全国城镇区域，形成时代的“潢潦”，有一个思想以外的根本社会原因，即大批知识青年的追随。胡适的“暴得大名”，本来是因部分适应了新兴的边缘知识“少年”的需要。后来胡适也自觉不自觉地一直“跟着少年跑”，但他终因不时“思调节其横流”，结果仍未跳出“暴起一时，小成即堕”的循环规律之中，不久也重蹈梁启超的复辙。

不过几年后的北伐之时，年仅35岁的胡适自己也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老少年”，已“中止其努力”了。少年而老，其“落伍”的象征是明显的。新文化运动的追随者责备胡适一辈说：“这些老少年们还没有做完他们前驱的工作，还没有把一班人带上了新时代的坦途上，他们便撒手不管了。”其想法思路与胡适当年责备梁启超未尽带路之责如出一辙。而新一代人也象胡适一代一样，没有人带仍要走自己的路。既然带路者已不再前进，新一代便明确宣布：“新时代……这个责任便担承在我们青年人的两个肩膀上边。”其认带路者已落伍而要疏离于他们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追随者既离异，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胡适的确是落伍了。

有意思的是，梁、胡等人对自己的“过时”都有所认知。梁启超在一战后由政治活动而转入思想学术，既是有感于北洋政府对他的冷漠，也未尝没有因看见知识青年纷纷转入新文化运动麾下而思“争夺”之意。可惜在听众决定立说者地位的时代，一个“落伍”者的此类努力通常都难以成功。北伐时梁已承认青年中同情共产学说的“百分中居九十九”，他也只能挽回一个算一个了。胡适自己对青年一辈的离异同样深有所知，他在1936年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

在某种程度上，能有较长远的政治思虑，也是社会分工上已不再为四民之首，而在思想上多少还能为社会指方向的民初知识分子存在的一项主要社会价值。故在民初的北洋时期，才有些自以为是社会中坚、却因道治二统的分离而独善其身的“好人”出来努力影响政治，甚至有组织“好人政府”的想法。这正是重心已失，却还有些余勇可贾的时候。但“好人”之必须“出”，实即其已不再居于社会中心的直接表征。“好人政治”的失败本身近一步表明这些“好人”也不能象传统的士那样作政治的重心。知识分子既然已不能为社会指引方向，其存在价值自然就进一步降低，不得不让位给具体做事的边缘知识分子。“好人”们既然自知无用，大家或者学俄国的虚无党“到民间去”；或者如胡适所认知的那样去追赶时势，以“免了落后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