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文革时期政论文结集：百姓利益高于国家利益

《明窗小札》文章摘录

周兄在香港时，曾说他那部书的书名决定叫做 《香港之北》。现在改了《彷徨和抉择》。前一些时，又听人说，那部书的第一章叫做“费彝民和我”。费先生我也相熟的，我很想看看那书中说些什么。周兄到伦敦后，我从没跟他通过信，偶尔见到他太太只是间接的相互问候一下。昨天读了中央社的通讯，我心中只是想着《乐毅报燕王书》中的两句话：“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我读榆瑞兄过去的文章，往往觉得他对国民党人员挖苦得太刻薄了些，有伤忠厚之旨。他这本新书是否会反过来挖苦一下中共和大公报中的许多旧友呢？

中国读书人一向把“温柔敦厚”四个字，作为文章风格的最高标准，也是做人风格的理想之一。如果我有机会写一封信给周榆瑞兄，一定是为了劝劝他：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理想，然而在持身立品这方面，总是要勉力做个君子。

摘自1963年2月25日《读周榆瑞兄近况有感》

本报的长期读者们或许都会记得，几个月前，当古巴危机十分严重时，本报社评曾大大赞扬英国的哲学家罗素，说他是最明智的哲人，说他是本报最佩服的当代伟人。这不仅因为他大声疾呼的反对核子战争，以九十高龄，尚自为了人类前途而甘心入狱，还因为他向来主张容忍异见，主张开明，主张头脑清醒而反对盲目崇拜。他的人生哲学是：“找寻一种方法，使得人类在社会中生活，不必竭尽所能来损害旁人。”我们办报的哲学，主要是孔子的哲学，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中庸之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这与罗素的哲学几乎是一致的。就像孔子一样，罗素的最终理想是大同世界。在他每一部讨论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书中，他都认为，人类的前途寄托于一个世界政府的组成。

我们也拥护世界政府的理想。虽然目前看来似乎很困难，但我们深信，这是一条必然的途径。当春秋战国之时，中国就是天下，晋楚之争、秦赵之争，其激烈之程度，也不亚于今日美国和苏联的冲突。但这些国与国的界限终于泯灭了，中国大一统而成为一个国家。今日从莫斯科到华盛顿，比当年从秦国的咸阳到齐国的临淄实在要方便得多，迅速得多。不能说世界大同的理想是不能实现的空想。

摘自1963年3月27日《罗素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