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文革时期政论文结集：百姓利益高于国家利益

公正的立场

自创办《明报》伊始，金庸就持有自己独立的新闻理念和原则，并将其贯彻到整体的办报过程，以及写作之中。凡涉及新闻的，无论是撰写通讯报道，还是专栏文章和社评，他都坚持不变，始终不渝。

金庸十分敬仰当年创办《大公报》的张季鸾先生，立志以其为榜样，尤其是遵循从事新闻事业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原则。因而，他也很赞赏英国曼彻斯特的《卫报》。金庸曾于1963年2月10日的《明窗小札》专栏上发表了《谈孟彻斯特的〈卫报〉》，开篇写道：“《大公报》在张季鸾先生任总编辑、总主笔的时代，有‘中国的孟彻斯特卫报’之称。因为当时大公报不注意新闻抢快，而注重社评的精辟，正和《孟彻斯特卫报》的作风相同。同时，两家报纸都是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他也敬佩《卫报》当年的总编辑司各特（C.P.　Scott）,指出《卫报》“起初只不过是一张平平无奇的地方性报纸，但自从史高特于一八七一年加入该报任总编辑后，三四十年之间，一张地方性的报纸竟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大报（大公报在天津初创时也只是普通的一家地方性报纸，至张季鸾先生主持笔政后，方始脱颖而出）”。而“《卫报》之所以成功，唯一的因素在于史高特所写的社评。他对于每一个问题，都提出了公正合理的主张，绝对不为政治因素所左右。他认为新闻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对新闻的看法和解释，他始终坚持真理，有时全国的舆论一致和他相反，但他绝对的不去迎合俗好”，“他的社评写得平易近人。他经常向该报的工作人员指出：‘在卫报上所登载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必须是普通男人和女人所能了解的。’他写社评的信条是：‘必须有说服力’”。不难看到，如果说张季鸾先生对金庸的影响更多在于秉持的新闻理念和办报的原则；那么，《卫报》的司各特则是金庸直接仿效的榜样，包括撰写具体的社评和政论文章。

同样，1963年1月17日，金庸在《明窗小札》专栏中还以《明辨是非积极中立》为题，旗帜鲜明地告诉读者，此专栏所秉持的依然是《明报》的宗旨，即“明辨是非，积极中立”，“所谓‘积极中立’”，“乃是站在中国人的爱国立场，对中共和国府的施政一视同仁地对待，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反对之。如果国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矛盾之时，我们以老百姓为重”。他认为自己有三方面的优势，即文中所谓“我们占了三大便宜”：“第一是旁观者清，没有利己利党的打算，头脑容易清醒。第二是说话总比做事容易，指手画脚的批评，自是方便过手忙脚乱的做事万倍。第三是我们很肯接受读者诸君的批评意见。” 

写作的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金庸的《明窗小札》是用笔名“徐慧之”来撰写的，但在上面提及的这篇《明辨是非 积极中立》短文开头，他却写道：“从昨天起，我正式加入明报编辑部工作，除了写这《明窗小札》专栏，还协助金庸兄选择《自由谈》的稿件。过年之前多了一份兼职，心境愉快，偕妻子到裕华国货公司买了一个大花瓶，准备新年里插桃花之用”。何以在此金庸故意隐去自己的真实身份，扮演一个兼职的编辑徐慧之呢？

我以为，金庸采用了一种多重角色的写作策略，其目的在于有意识地将自己在报纸上扮演的不同身份和角色严格区别开来，这是很有深意的。

一方面，他为了让外界读者不至于将“徐慧之”等同于创作武侠小说的金庸，以致产生某种先入为主的看法，认为只是从事文艺创作的作家议论政局时事，特别强调《明窗小札》是从“徐慧之”角度来看世界，来评论世界。金庸刻意隐去其作家身分，是为了表明自己是一名从事新闻事业的时事评论者，他将给读者呈现的是专业人士的评论。尽管事实上，是同一个人用不同笔名在撰写文章，但由于文类和内容的各各有别，因此其思考的方式、撰写的方法和文章的风格也截然不同。

其实，这从金庸曾使用诸多笔名可以窥探出他的用意。他曾以“姚馥兰”等笔名撰写影评，以“林欢”笔名撰写文艺批评文章，以“金庸”笔名撰写武侠小说和翻译外国小说。创办《明报》后，除了撰写《明报》社评不署名外，他继续用“金庸”笔名写武侠小说，翻译严肃的学术性文章和著作，例如英国大哲学家罗素的《人类的前途》等，分别连载在《明报》上。他在《自由谈》上则以“黄爱华”笔名撰写了《祖国的问题》，在报纸上连载，之后结集成书。此外即以“徐慧之”笔名来撰写《明窗小札》的专栏文章。由此可见，他有意识地将文艺创作、评论、政论和翻译加以区别，既通过撰写不同类型的文章来扮演不同的角色，也不断提醒自己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周围的世界。

严格来说，金庸的这种写作策略，无论是双重身份的互换，还是三种身份的重迭，或是四重身份的交错，其中最清晰的是他作为新闻工作者和文学作者的泾渭分明。即小说就是小说，新闻就是新闻，二者不容产生混淆；换句话说，文学创作归艺术虚构，新闻评述则归事实陈述，各自凸现其特色。因此，我们难以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寻觅到新闻事件和政局评述的痕迹，虽然在报纸上连载武侠小说时，曾出现某些影射现实的手法，比如《笑傲江湖》中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狂热政治运动形式和口号的影射等，但这在后来经过他整整花了10年时间批阅增删的改写时，都已经完全抹去类似的表面痕迹。正由于此，金庸的小说才堪称经典的文学著作，被列入文学发展史而占有一席之地。同样，金庸所撰写的社评和专栏文章，尽管也涉及艺术的批评、小说和电影的评论，乃至社会趣闻传奇的描述，但这些文章均非来自虚构之笔，而是源于有根有据的新闻事实或报道翻译，绝无天马行空的杜撰或臆想。

另一方面，金庸在行文中特地表明自己只是一名《明窗小札》专栏的编辑和作者，每天都要阅读众多的投稿和读者来信，并从中编选出适合刊登的稿件，乃至称金庸只是“徐慧之”的同事，经常在一起讨论和策划这个栏目，力图将自己作为总编辑和社长的身份隐去，在读者面前扮演一名称职的编辑和擅长于国际形势评析的时事评论员。他希望不要让外界造成一种误会，感觉到报纸的诸多栏目都是出于一个人之手，以显出报纸的多样化和知识观点的多元化。

这种写作策略可以理解。由于《明报》出于创刊初期，人手配备和经济能力都不允许金庸完全按照自己的理想和计划，放手招聘多名编辑，并广邀各个领域的作家来撰写文章。自创刊到60年代初这段时间内，对外，他必须负责以《明报》名义的所有应酬和活动，乃至商业的谈判、交往等等；对内，他必须完成总编辑需要承担的所有工作，从整体的策划，编前的会议，到最后版面的审阅、大样的签发和送交印刷，直至报纸发行到市面，香港称为“出街”为止。这还不包括他日常需要操心的人事安排、资金统筹和调配等等诸多的社务。

从1960年代初的《明报》撰稿来看，他既是报纸的主笔，也是报纸的作者。金庸经常每天在《明报》上甚至扮演了四个不同的角色。其一，撰写社评，这是一张报纸主笔的工作，需要面对的是全球和香港本地最新的时事动态和新闻，撰写代表《明报》立场和观点的文章。其二，他必须完成每天连载的武侠小说。其三，撰写《明窗小札》的专栏文章，以分析国际形势为主。其四，发表连载的翻译文章。多重身份的展现和不同角色的扮演，这是现实的必要，无可厚非，却也是金庸惊人的天赋和能力展示。从某种意义上说，迄今为止，金庸堪称报界的第一人，因为这不是偶尔的几天突击，也不是几个月的特殊情况的应变，而是长达数年持续不断的每天写作担当。

不过，饶有趣味的是，虽然金庸在文章的开头从总编辑和主笔变为一个普通编辑和撰稿员，自喻为只是“十万个臭皮匠的收发员”，但到篇末却无意之间又显露出自己扮演主角的身份。他写道：“我们说的对，请大家赞同，我们说错了，请大家指正。欢迎读者们不断来信。”从前面的“我”，到行文一半之后，就开始转用“我们”，单数的“我”是作者本人，而复数的“我们”则代表编辑部乃至《明报》了。尤其是最后一句，“欢迎读者们不断来信”，类似口吻和语气不是一个专栏作者所说的，而是应该出现在总编辑的“编后记”里。

类似的现象还可以从《明窗小札》中涉及论述到《明报》及其栏目的文章中看到。《自由谈》是《明报》于上世纪60年代初开设的栏目，该栏目内的文章所讨论的内容以中国大陆当时的时政经济为主，针对同样的现象或问题，刊发不同意见的文章，甚至是双方观点尖锐对立的辩论。金庸在1963年3月26日《明窗小札》专栏的《谈“自由谈”》谈到：“《自由谈》的发刊词中，提出‘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八个字，作为这刊物的信条。经过七十多期之后，虽然‘大’是谈不上，‘刚’也不见得，至少，‘有容’与‘无欲’，我们是做到了。”这种语气绝对不可能来自一般的编辑，或某一部门的负责人。“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是金庸当年创办《明报》就提出的，它不仅仅是一个栏目编辑的方针，更是《明报》整张报纸一直遵循的方针。上述这段话是一种自谦的总结，也是一种充满自信的肯定。更不用说紧接着金庸还谈到，“目前的困难，是《自由谈》的篇幅还嫌小了些。为了发挥这刊物更大的作用，我们希望在经济上许可的时候，每星期能再加多一期。”毋庸置疑，这完全是总编辑或社长的话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