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文革时期政论文结集：百姓利益高于国家利益

撰稿的来源

近20年前，我刚去上班，金庸先生吩咐我做的事，其中之一，就是整理他那些大书橱的书籍，并将其归类登记。印象十深刻的是，有不少佛教经典，其中光《大藏经》就有两套，不少典籍金庸都圈点阅读过，还在眉批上用红笔留下墨迹，比如《楞严经》、《大智度论》等。之后，我才知道，金庸不仅曾深研佛学，而且为了探究佛学的真谛，他不满足中文的翻译，专门到英国图书馆翻查过最早的英译本，如《阿含经》等，希望从中窥探出早期经典翻译的原意。这也许就是他后来一再表示希望学习梵文的真正目的。由此可见金庸的语言天赋非常人所能企及，对学问的钻研达到精深的层次。

金庸精通英语，年轻时任职杭州《东南日报》，第一份的工作就是担任翻译，之后来到香港，一直到前往剑桥大学攻读历史硕士和博士学位，数十年来他不仅能阅读精深的国外经典著作，而且一直都能用英语直接对话，并能熟练地用英语来写作。而金庸的中文水平更是众所周知的，因此他的专栏文章，不仅可以来自外国的第一手数据，而且能融会贯通地化为中华民族的母语，撰写出脍炙人口的好文章。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新闻消息的传播远没有今天如此方便，大都靠通讯社的电报传真供稿，而要将远在千里之外的国外信息移植传播到香港本地报纸，尤其是用中文出版的报纸上，首先必须精通外语，其次要有信息提供的便捷渠道。信息提供，靠通讯社及时提供是一方面，从国外报刊杂志获取也是重要的途径。

曾有读者来信询问金庸的信息来源，金庸很坦率地回答说：“买来的。”《明报》初期，经济上还十分拮据，不可能订阅诸多的报刊杂志，于是金庸就充分利用报摊和书店的便利，每天都花时间去翻查，只要发现可以用于撰写专栏的数据，他就将其买下来。当时他住在港岛，而报馆的办公室在九龙，每天都要乘坐渡轮横越过维多利亚港湾，他谈到，“九龙尖沙咀码头前，有一档报贩专卖外文航空版的报纸，美国的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英国的泰晤士报、卫报、每日电讯报、每日快报、每日邮报，西德的佛兰克福日报、汉堡日报，日本的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以及曼谷日报，马尼拉时报，新加坡海峡时报等等都有”。仅从他如数家珍似地提起这些报刊，即可见他每天翻阅的报刊数量之多，接触的信息面之广。当然，如金庸所说：“如果每种都订下来，当然太不经济，我也没有这许多时间去阅读和利用。我经常去翻翻，看到有合用的资料，就花一元买一份。”金庸关心报刊内容，且熟悉价格，包括长期订阅和零卖的差别，这无疑都跟他本身也在办报密不可分。（《七元五角买一份报纸》，1963年1月22日，《明窗小札》）。

《明窗小札》文章摘录

所谓自恋狂（Narcissism）是一种心理学名词，或可称为“自我崇拜”。这种人一定是因幼年受了父母的过份宠爱，或是受了父母的鄙视，因而发生一种心理变态，追求权力，性情孤僻，不惜想尽辨法牺牲别人以满足自我。

在历史上，阿历山大大帝是一个具有自恋狂的人。她的母亲，将他宠爱无比，使他目空一切，把什么事物都不放在眼底。

陈丽春虽然也有自恋狂，但她的情况与阿历山大大帝不同。陈丽春的父母对她并不宠爱，从最近陈丽春登门访父，陈文章拒不见面一事也可看出，正因为陈文章夫妇对陈丽春的兄弟姐妹偏爱，却对她带着歧视的心理，才使她成为如此冷峻倔强的女人。

摘自《陈丽春的自恋狂》

所谓“积极中立”，并不是消极地既不亲共又不亲台，既不反共又不反台，更不是什么第三势力、中间路线，尼赫鲁式的不结盟主义，狄托式的修正主义。乃是站在中国人的爱国立场，对中共和国府的施政一视同仁地对待，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反对之。如果国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矛盾之时，我们以老百姓为重。

当然，我们也不免有看错了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的见解件件正确，岂非比北京和台北诸公更加明智？事实上决无是理。但我们占了三个大便宜。第一是旁观者清，没有利己利党的打算，头脑容易清醒。第二是说话总比做事容易，指手划脚的批评，自是方便过手忙脚乱的做事万倍。第三是我们很肯接受读者诸君的批评意见。

摘自《明辨是非 积极中立》1963年1月17日

近半年来看了许多武侠小说。最近香港武侠小说作家的产量很少，而台湾方面，却是风起云涌，层出不穷。读这类小说，我是速度奇高，一个晚上看两部，每部十册至二十册，所以能够读这么快，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些小说情节大同小异，故事成了八股，随手翻去，几乎很少见到有什么新意。

下面这些情节，是大多数台湾武侠小说共同所有的……

摘自《台湾武侠小说的套子》1963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