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文革时期政论文结集：百姓利益高于国家利益

两年前，金庸先生嘱我帮忙查阅和整理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撰写的专栏文章，其中之一，即用“徐慧之”为笔名，发表在《明报》的《明窗小札》专栏上的文章。

本来以为此非难事，只需径直前往香港《明报》集团的资料室查阅和复印即可，未料，事与愿违，大失所望。原因有二：其一，资料室虽保存有旧《明报》的原版，但因为当年印刷的纸张质量欠佳，时隔50年，已极易脆裂，基本无法翻阅，更谈不上复印和翻拍，所幸多年前资料室为保存《明报》专门制作了一套较完整的缩微胶卷。其二，所保存的原版《明报》，早期的残破和缺失甚多，尤其是很多报纸都出现被人剪裁的痕迹，留下一个个无法弥补的大窟窿。

心有不甘，我继续咨询和查阅了海内外诸多图书馆，包括香港各所大学和香港历史档案馆，颇出意料之外，居然没有一家图书馆和档案机构保存有完整的原版《明报》，他们所拥有的都是由香港《明报》集团制作的缩微胶卷。多年前，我曾前往香港《大公报》查阅金庸先生的资料，印象中似乎还看到保存有旧《明报》，遗憾的是，据说《大公报》移址后，清理过程中都处理掉了，也难怪，对于寸土寸金的香港，实属情理中之事。之后，我曾委托内地的朋友查询过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以及政府部门的相关单位和档案室，回复同样令人失望。由于一些特殊原因，香港的多数报纸一直未能进入中国大陆，尤其是五六十年代，还处于东西方冷战对峙时期，当时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甚至被认为是敌对势力的桥头堡。又因为创刊早期的《明报》还不受人重视，因此，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这类国内最大的报业集团和通讯社，其数据文件库都没有收藏早期的原版《明报》。现在能够查阅到的，均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大约从八十年代初期至今的《明报》。这不仅令人扼腕感叹。

历史的遗憾

《明窗小札》是上世纪60年代《明报》为金庸撰写国际政局分析和时评专门开设的一个栏目，均署笔名“徐慧之”。实际上这个专栏是从1962年12月1日开始，直至1968年10月30日，除了1967年曾经中断约5个半月外，几乎每日一篇，间或遇到金庸先生公务繁忙或出差在外，该版面的位置会刊登其他作者的文章填补空缺，但都不标明属于《明窗小札》专栏，有时在文章后面附上一句说明，如“（徐慧之先生因病，《明窗小札》暂停两天，谨向读者致歉）”（1963年7月8日和9日），“（《明窗小札》续稿未到暂停一天）”（1968年1月3日）。

此次结集出版的《明窗小札1963》，即收录了金庸于1963年在《明报》的《明窗小札》发表的专栏文章。该年发表在《明窗小札》上的文章，预计应该为320余篇，因其中有一个月的报纸迄今无法找到，故目前查阅到的篇数为295篇。由于某些篇幅残缺不全，或片断的字迹已无法辨清，加上部分内容的重复，或大同小异，故此次出版的仅为大半数，达三分之二，计194篇。分为上下册，上册96篇，下册98篇。

为什么不从开辟专栏的当天开始选编，而从1963年起首呢？因为在查阅和整理过程中，发现三个棘手的历史遗憾：

其一，即前述的原版报纸本身的残缺。早期的《明报》，尤其是60年代初的报纸，常常被人用剪刀裁掉一些文章，留下一个个方形的空白。我曾经就此事询问过金庸先生，他不无遗憾地告诉我，因为早期不太重视保存，之后由于有些编辑本身也参与撰稿，或创作连载小说等，当他们的文章和作品刊登在《明报》后，为了个人的保存，就将自己撰写的部分剪下来拿走了，于是留存的报纸就出现了大窟窿。更惨的是这危及到其背面刊登的文章，金庸先生撰写的社评和文章比较多，其中有些文章就遇到这种被他人剪裁而导致残缺不全的命运。比如，1962年12月份的《明窗小札》专栏，发表的文章应是31篇，但目前能查阅到的完整文章仅有7篇，其余24篇文章均遭剪裁，篇名和文章残缺不全。

金庸先生基本上不太留存手稿，无论他为《明报》，还是为其它报刊，以及外来的邀约撰稿，目前所存大多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由秘书负责保留的，至于1950~70年代的，几乎都无法寻觅到。原因之一，由于当时都是用铅字印刷，金庸先生每天写好文章之后，就交给排版的工人，由他们按照文字挑选出每一个铅字，然后排版印刷，可以想见，经由这些工人之手的手稿，当铅字版排好可以送去付印之时，那手稿可能已经揉皱到无法辨认，或是残缺破裂了，根本无法再收存保留。原因之二，金庸先生对写作十分投入，笔耕甚勤，但对于留存底稿，或是重新抄写一遍历来都不太重视。

其二，除了部分文章的残缺外，更为严重的是，报纸的缺失。《明报》在早期创刊阶段，总共才有四五个人，不仅要负责采访撰稿和编辑报纸，还要负责市场发行，根本无暇顾及必须有意识地保存归档，可能连最起码的数据室都没有。这些报纸是丢失了，还是被人拿走了，原因不详。从某一版面，到某一整日，乃至一整个月的报纸，有的迄今仍无法见到。仅以1963年为例，其中1月1日、3月30日、4月1日等的报纸属于残缺，2月28日的报纸没有，6月份整个月的报纸连一张都没有。

其三，由于当时使用铅字拼板印刷，许多常用字因使用的次数过多，磨损很快，于是在报纸上就出现这种现象，但凡是常用字使用一段时间后，变成残缺不全，比如“在”、“之”、“的”、“是”、“道”、“这”、“大”、“为”、“都”、“到”、“有”、“不”、“得”、“所”、“中”、“在”、“他”、“过”、“了”、“加”，等等，实在难以枚举。又由于经过缩微胶卷放大后打印出来的稿件，就更加模糊不清了。个别字词尚可由上下文来辨别判断，加以补遗，但有的文章因油墨消退或泛污，甚至造成整句话或一整段的文字模糊一片，难以辨清。

编选的原则

为了保持历史的本真面目，金庸先生对曾在报纸上发表的《明窗小札》原作不作任何修改。诚如他在“后记”中所言：“这些集子所收的文字，是从近二千篇中挑选出来的，之前都没有结集成书出版。这次编选时，主要根据内容来分门别类，加上小标题注明，完全是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每一篇文字都注明了发表的日期，排列按照时间先后的顺序。每一篇文字的内容，和当日《明报》发表时完全相同，不作任何改动，以保持其历史的原来面貌。”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明窗小札》中的某些地名或人名，与现今流行的译法和使用的汉字存有差异。仅举二例，如美国总统坚尼迪（Kennedy），在大陆通称为肯尼迪，台湾多用甘乃迪，而香港以前习惯用坚尼地，后来又多称为肯尼迪，其实均指一人，只是由于两岸三地的音译所使用的汉字不同而产生差异。中国大陆制定了统一的用法，可参照《新英汉词典》所附的“常见英美姓名表”，所有报刊文件均以此为准。而香港则没有划一的翻译用字标准，尤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多是根据译者的理解来定。加上须兼顾到广东话的发音，且受台湾的影响，因此“坚”字就转为“甘”，而“乃”字又变成“乃”。再如，英国首相麦米伦，现在已基本通用麦克米伦。事实上，保持原有的译名汉字，也有好处，可以兼顾到两岸三地的读者。一般政坛的名人，只要略微熟悉当时历史的读者，均可明晓，而文中若遇到读者较为生疏的名字，通常都附有英文原文。

此外，由于当年的《明报》面向的读者都是香港本地的居民，其时广东话是流行通用的母语，因此在《明窗小札》的某些文章中偶尔也会冒出一两句广东话，或是广东话的用词。熟悉方言的读者都知道，每一种方言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尤其是其中有些用词，言简意赅，形象生动，但却难以用标准普通话的对等词来准确地直接表达出来。比如“车大炮”，意指吹牛、夸大事实、瞎编滥造（《谈“自由谈”》，1963年3月26日）；再如“杰桥”，意指最佳的方法、手段、计谋（《康熙出术 折辱俄史》，1963年3月20日）。然而，方言运用恰到好处，往往增添生动活泼，颇有画龙点睛之用。比如，1963年3月16日的《二千五百年前的一封信》，这篇文章论及当年中苏两国关系，其主要部分则是引用《左传》的《郑子家告赵宣子》的一段文字，以此来讽喻苏联以强凌弱。所引用郑国的大臣子家写给晋国的赵宣子信，原文依然是文言文，但在每句话后面则加上括号的白话文阐释，这阐释并非停留在将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更在夹杂讥讽言辞影射苏联，其中就使用了广东话中的俚语和俗语，如“你吹我胀乎？”（这是用来挑衅别人的用语，意指你能把我怎么样）；“你大国乌龙龙的乱发命令”，（乌龙龙即乌龙，意指胡涂冒失造成的错误）。文言文本身是很典雅的，尤其是这封信词藻讲究，但整封信中却是“充满一团愤懑之气”，郑国表面上对晋国兢兢畏惧，内里却一连串指责晋国的错误。然而，金庸却刻意将白话文阐释化为出自社会底层的引车卖浆者之口，粗鲁而直率，毫不修饰，俗话连连，笑骂自如。二者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不仅具有辛辣的讽刺，更耐人寻味。究其因由，惟有这样才能将中国人胸口所有的愤懑全部宣泄出来，面对苏联根本无需以小国自谦而扮演貌似的战战兢兢，而应理直气壮，据理力争。倘若将这些话语改成一般的普通话，字里行间的讽刺意味全失，言语的改动将导致身份的模糊，更会令整体文章无法显出其内在的深刻含义。显然，惟有保留其原汁原味，才是最佳的编辑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