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庸小说人物归宿模式论金庸武侠创作的心路历程

三

金庸由儒入道，由道入佛的心路历程

分析完以上两点内容，若我们将上两点内容综合起来，再把金庸小说的主人公按照创作先后的顺序进行排列后，我们就会发现一种规律，即小说主人公的共同归隐格模式的性质，是从儒家之侠（陈家洛、袁承志等）到道家之侠（杨过、张无忌、令狐冲等）到佛家之侠（石破天、狄云等）这个顺序发展的。通过这个，我们不难发现，这个转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种转变呈现着一种由儒入道，再由道入佛的一种趋向。我们可以说金庸走了一条与无数先哲相同的路线，即由儒入道，由道入佛的心路转变过程。这同时也是金庸一种人生体验的过程。

下面，我们就结合前文分析结果、结论，以金庸所有小说创作时间为序，进行综合比较分析，明析出金庸创作过程中的儒、道、佛思路转变的不同阶段：

（一）、儒家思想阶段

金庸的首部侠作《书剑恩仇录》1955 年以金庸为笔名创作，在《新晚报》连载一年。该书亦称《书剑江山》，从名字上看儒气十足，其主人公更是十足的儒生气质；其中虽提到道家之“庄子”，但仅是从儒生的角度欣赏其神思华美虚灵缥缈而已。陈加洛可以说就是当时金庸的照影。如此十足儒生气的主人公，在其后作品中再未出现。其后的《碧血剑》（1956 《碧血剑》开始在《香港商报》连载）、《射雕英雄传》（1957 写《射雕英雄传》连载於《香港商报》，历时两年）、《雪山飞狐》系列（1959年《雪山飞狐》连载於《新晚报》）都是儒家思想为主导的阶段。前面我们提到，这一时期金庸小说主人公，像陈家洛、袁承志都是以儒侠性质的身份归隐的。

（二）、道家思想阶段

从《射雕英雄传》开始，金庸已由儒入道。《射雕英雄传》以九阴真经为主线，道家崇尚阴柔之道，九为极数，故九阴真经为至阴之道，道家之学也，九阴真经起句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此句出自《道德经》第七十七章《天道》章，《道德经》为道家内练之学的根本经典，九阴真经可能即指《道德经》。九阴真经的作者姓黄名裳字元吉，此名出自《易经》中“坤”卦之爻辞，指阴柔顺美之意。在《射雕英雄传》之末，成吉思汗曾问仙道于丘处机。丘处机为王重阳门下，被称为道家之北宗，主重清修心性，近乎佛家之禅宗；而稍早前宋代之张紫阳嗣下被称为道家南宗，主重双修性命，近乎佛家之密宗，其门下更是龙象辈出，如白玉蟾等。可见其中的道家思想尤为鼎盛。

其后的《神雕侠侣》是金庸之哲思难以超脱情思的反动之作。（此反动非彼反动也）小龙女就是典型代表，其为清修心性之人，然无双修性命之法，没有物质基础，清修当然难以维持，故有人斥之为怪胎，白痴，不可解，小龙女之动人，完全是利用了众人的圣女情结，后来的小昭也近于此。小龙女之无名，无父无母，清修仙道，使其特具道家圣女形象。这一阶段是金庸的创作思想主要是道家思想。

（三）、佛家思想阶段

从《倚天屠龙记》开始，金庸已开始入佛了。前文提到过《倚天屠龙记》是由道家之侠向佛家之侠的一种转换的产物。该书以九阳真经为主线，即至刚至阳之学，九阳真经是写在梵文楞伽经的夹缝中，实际上即指楞伽经，禅宗有云：楞伽印心，是禅宗的根本经典，从初祖达摩至五祖弘忍之前均以此经为主修经典，至五祖之后才改为《金刚经》，即能断金刚无坚不摧大智超度彼岸之经，亦合九阳真经之名。一般概念上的禅宗注重心性修炼，而不太注重修身，虽然《倚天屠龙记》中提到道家主张双修的张三丰，但文中此张三丰以太极拳剑名之，不过金庸到此已悟到佛道同源，其言少林武功与武当、峨眉武功均与九阳真经有关。

到此金庸的创作思路虽在思想上有了飞跃，但仍未超脱。在道与佛上未能完全解脱时，金庸又开始反思人性。其后的《连城决》，反思人性之丑恶；《白马啸西风》反思人性之纯良及民族主义等人类鸿沟对人性的伤害；《鸳鸯刀》反思仁义。看似退步，却是以退为进，此三作之主人公均没有恢宏确定的历史背景，更近于纯真自然的人。道与佛虽未尽通，对人却加深了认识。

到《天龙八部》时，金庸已经开悟。其中虽有爱，但已不是《神雕侠侣》之爱，更多看到的是病态的爱（如段誉之爱，阿紫之爱，游坦之之爱等）；其中亦有恶，但恶者均是可怜人，是环境逼使其作恶（如四大恶人老大是权之恶，老二是情之恶，老三是欲之恶，老四是名之恶）；其中亦有侠，但此侠非彼侠，萧峰之死足以使全人类警醒，使读者人性升华。此时金庸已完全超脱了民族主义、忠义、情爱、善恶等狭隘思维，金庸已经在用其慈悲法眼，观照众生百态。“天龙八部”四字即指苦海中之众生百态之意。

此后开悟的金庸，感于文革之乱，又以其慈悲法眼观照中国数千年的政治历史，反思人性在历史大潮中挣扎的无奈与辛酸。即为《笑傲江湖》。其后的《侠客行》，主题即是无我。狗杂种是最快乐的人，因为他无欲、无名、无利、无我，只是其中偶尔有亲情，爱情时还有一些愁绪。

菩萨说：心无挂碍则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磐。老子说：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夫唯不居，故无尤。至此金庸已接近无我。最后的《鹿鼎记》则近于无色无相，所以众人指鹿为马，不伦不类，此时金庸已入化境，游刃有余，不着痕迹。此时，金庸的创作思想完全归于释迦思想。到此，金庸对人生的探索既已达到了他理想的那种境界，完成了他小说创作心路思想的转变过程，至此，金庸宣告封笔。

结论

鲁迅曾说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本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19]很自然，金庸之所以在作品中反复经营这众多的隐士形象，一定与其人生经历有着某种内在联系。那便是他创作过程中深刻地人生体验。

“南来白手少年行”。1948年秋天，24岁的金庸随《大公报》来到香港，在香港创办《明报》。当时大陆正值政权易帜政局混乱之时，此后香港与大陆由于政治的原因又一直交通阻隔，这以后几十年金庸便只能旅居香港，直到1981年7月16日才有机会回浙江老家。数十年与故乡隔绝，纵然思乡情切，也无法如愿以偿。敏感而多愁善感的金庸饱尝了游子的流离。

回顾金庸在港的主要经历如下：

1950年，应邀北上赴京到外交部求职，但失望而归；并因此婚姻破裂。不久，其父查枢卿被作为“反动地主”在家乡受到镇压。

1955年，创作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金庸笔名首次出现，一经《新晚报》发表便引起轰动。

1967年，香港爆发“六七暴动”，《明报》成为左派分子重点袭击目标。同年，在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创办《新明日报》。在香港创办《明报周刊》。

1972年，小说《鹿鼎记》连载毕，宣布就此封笔。

1976年，其长子夭亡。婚姻再次破裂。

1981年，与妻子儿女回大陆访问，会见邓小平，并游历13个城市。获颁英国政府O.B.E勋衔。